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业财政税收制度的三次跃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业财政税收制度经历了从统收统支到放权让利、从税利分流到分税制改革、从财政税收支持传媒转企改制到“营改增”规范传媒业税收制度的三次重大制度变迁。这三次制度变迁,呈现出传媒业财政税收管理模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每个阶段都可以看成是对前一阶段飞跃式深化改革的过程。这三次跃迁的背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体现着经济需求与政治需求的平衡,传媒业中的先行军在其中亦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把《条例》精神落实到基督教各项工作中

近期,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体现了新时代、新形势对统战工作的新要求,明确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政策规定。《条例》是加强统一战线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提高统战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遵循。     

论政治美德

人们都期望政治行为主体能够具有政治美德,但是政治美德的性质必须在政治关系的真实结构的基础上加以考察.从交换正义而非分配正义入手,我们就能发现政治的本源现象是正规的、公共的强制力量,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考察政治的积极作用.所以政治美德首先在于能够尊重并保卫人们通过放弃原初的任性自由而获得的法定权利和自由,进一步就是能够为发挥人们的创造力、追求自己的好生活观念提供广阔空间.在政治生活中,公民们自我反思、自制、彼此尊重、宽容,并在公共辩论中以理服人、以理服己,构成了政治美德的基本内容,它们需要靠政治制度的引导才有望达到兴盛,但绝非强制所能奏效.     

日本《宗教法人法》公告制度的设立及其意义

1951年日本颁布《宗教法人法》,设立公告制度,最初目的是为解决分派独立问题。分派独立问题起源于二战时期,1939年日本颁布《宗教团体法》,文部省强制各宗教派别进行大规模合并。二战结束后,盟军总司令部在日推行改革,要求废除《宗教团体法》,分派独立现象随即大量出现,其中以佛教界最为突出,对多数宗派的既得利益造成了伤害。1945年颁布的《宗教法人令》未对分派独立问题明确限定,于是文部省、佛教界等与民间信息教育局展开长期博弈,希望对分派独立加以限制,但遭到了该局的反对。《宗教法人法》的公告制度要求具有从属关系的宗教团体脱离所属宗教团体时须向信徒及相关利害人公告,最终解决了分派独立问题。公告制度贯彻了盟军总司令部的改革理念,是对《宗教法人令》时期分派独立事实的承认,也标志着以佛教为首的宗教界高层放弃了对封建体制的固守。     

王夫之“文明史观”探论

十七世纪的中国哲学家王夫之已经有了初步的现代文明史观。他的史学著作中出现的“文明”概念,已经具备了现代文明学的基本要素,即具有文化发展的进步意义、制度文明等内容,而且特别阐发了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类型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王夫之的文明史观中,制度文明的观念十分清晰。他高度肯定中国传统社会郡县制自身所具有的文明意义,以及郡县制对于维护人类文明生活方式的积极意义。而郡县制的文明特质在于三大要素,即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华夷之别。由于王夫之身处明清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他特别重视文野之分意义上的“华夷之别”,体现了王夫之文明史观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学习贯彻宪法修正案 做好新时代道教工作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2018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充分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愿和期盼。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深刻认识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实践一再证明,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宪法修改完善才能更好体现人民意志,更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好适应提高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唐代女冠服饰初探北大核心SSCI

唐代道教兴盛,道教服饰制度亦日益完善。唐代女冠服饰分为服装和妆饰两部分,以下分述之。 唐代女冠服装 唐代女冠的服装有法服和常服之别。 （一）法服 唐代道教服饰制度进一步完善,衣秩等级日趋鲜明。张万福《三洞法服科戒文》日：“初人道门,平冠黄帔;二者正一,芙蓉玄冠,黄裙绛褐;三者道德,黄褐玄巾;四者洞神,玄冠青褐;五者洞玄,黄褐玄冠,皆黄裙对之,冠象莲花,或四面两叶,褐用三丈六尺,身长三尺六寸。     

绩效约束、制度弹性与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以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非对称性的权威资源与权力结构始终存在张力,导致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诉求、绩效约束与制度弹性共同作用于科层体制,并消解了其所构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了非制度化治理趋于常态化。诸多文献探讨了绩效与成本约束下社会治理的衍生形态,以及政体类型与治理质量的关系,但在揭示非制度化治理是如何偏离并制约正式制度的各个层面、探求非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治理转型的内生机制等方面却远未充分。因此,本文将探讨非对称状态下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尝试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来研究治理的内生性变迁机制,分析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如何借助基础性权力的制度化与渗透网络实现从"权力"到"渗透"的转变,进而助推社会治理走向"责任-回应"的互赖结构。     

本刊稿约

<正>一、《孔子研究》是国际性中文学术期刊,凡有关孔子、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专题研究之作及学术动态和书评,热诚欢迎。2015年本刊将围绕"复兴中华文化"这一主题,重点关注以下选题: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当代中国文化;②儒家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智慧;③中华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等热点问题,约稿组稿。二、本刊实行双向匿名评审制度。来稿请用另页纸附作者简介(真实姓名、出生年、性别、籍贯、工作单位、职称职务、研究方向)、联系地址、邮编、电话、电子信箱。     

唐代法律对宗教异端书籍查禁制度探析——以佛教疑伪经录为个案的研究

本文从唐代法令对宗教异端书籍查禁的角度来探讨佛教疑伪经问题。佛教目录的编辑整理,晋唐以来多出自律宗僧人之手,并常常得到朝廷皇室的支持。疑伪经录的编纂与查禁在隋唐时期逐渐形成制度。源于教内的疑伪经录,隋唐之际逐渐演变为朝廷查禁宗教异端书籍的目录,是宗教与法律双重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