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班在教会崇拜中的作用

早在会幕敬拜时诗班侍奉就已存在,约柜安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之后,大卫就开始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并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直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参代上6：31—32）。     

九华山“诗”“禅”文化的传承

九华山是一座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的文化宝库。由于它是佛教名山,就其所蕴藏的佛教文化而言,当是一项有待于开发的巨大工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期间,池州市与九华山党政领导曾会同佛协部门举办过“金地藏国际学术研讨会”和“金乔觉生平论证会”,个人私见：这就是启动此项工程的开端与起步,而且,通过挖掘整理有关金地藏史料,也初步取得了显著成果。     

评论效价、新产品类型与调节定向对在线评论有用性的影响

对于新产品推出的成功与否, 较早采用者的评论和建议的影响相当巨大,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研究评论效价(正面评论/负面评论)、新产品类型(渐进性新产品/革新性新产品)和调节定向(促进定向/防御定向)对新产品在线评论有用性的影响。实验1设计为2(新产品类型：渐进性新产品/革新性新产品)×2(评论效价：正面/负面)的组间操控设计, 结果表明：相对于渐进性新产品, 负面评论对革新性新产品的有用性更高, 正面评论对渐进性新产品和革新性新产品的有用性差异不显著。实验2设计为2(新产品类型：渐进性新产品/革新性新产品)×2(评论效价：正面/负面)×2(调节定向：促进/防御)的组间操控设计, 结果表明：促进定向的个体认为正负面评论有用性差异不大, 而防御定向的个体认为负面评论有用性显著高于正面评论; 对于促进定向的个体来说, 新产品类型对于评论效价对评论有用性的影响有调节作用, 而对于防御定向的个体来说, 新产品类型的这种调节作用则不存在。     

论战国时期子学思想由重道体向重道用的转向——以《管子》四篇为考察重点

从"道"的高度来考察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从重道体向重道用的转向是这一历史阶段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有鉴于战国时期思想文化所呈现出的宏阔博杂之态势,本文主要以《管子》四篇为文本依据与考察重点,围绕《管子》四篇中的精气说、心说、名与礼法思想等方面展开行文。最后,文章认为,从重道体到重道用的转向以及对于后者的日渐重视,经历了整个战国时期乃至秦汉,而对于道用的愈加重视与探讨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潮流。     

诗教的致知功能

【导语】相对于当代西方美学的稳定推进而言,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还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在经历了对西方美学思想的引介与移植之后,研究者一直反思如何保持中国美学自身之特点,并尝试使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获得现代转化的有效途径。近年来,这一反思显示出新的方向。研究者们开始从不同的思路与角度回归思想的源头,发掘其深层内涵,对中国美学思想作出新的解说。这里所选取的几篇文章就是这一方向的最新探索。有研究者关注到中国传统的“诗教”思想,通过对具体说法的细微分析来解说这一思想被人忽视的另一层功能;也有研究者结合考古学的资料,从“斤”到“斧”到“戉”的关联与转化入手,在文化的层面上梳理中国美学思想的起源;还有学者关注到中国早期思想中的“乐”概念,通过“乐(yue)”与“乐(le)”的互训来解说其中存在的不同内涵;更有研究者通过对“汉字”与“汉语”关系的分析,在汉字美学的逻辑起点上强调了应当关注“字音”的研究思路。     

宗教与书法 体用一如北大核心CSSCI

宗教精神为“体”,书法为“用”,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纵观古今书法,是以灵性、美学性、音乐性、功夫性、文史性这五种属性和合而成,从而暗合佛道精神之道体的。宗教与书法,犹如中国传统文化生发出来的两个“好兄弟”,数千年来共生共长。     

习禅和作诗的两种境界——以柳宗元与白居易为例

印度原始佛学在两汉时传入中国,自唐以后,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学说纷纷自立门户。在繁多的宗派中,禅宗与净土宗最逮民心,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其中,与中国能咏善吟的士大夫们结下不解之缘的当属禅宗。     

训诂与《诗经》文本阐释——以《周南·卷耳》为例

《诗经·周南·卷耳》主旨纷纭,其阐释分歧主要集中在“嗟我怀人,置彼周行”之“周行”的训释。经学主训“官列”,由此产生“官人说”。文学主训“道路”,于是有了“怀人说”。通过引证本书、他书、小学典籍分析考辨可知：“周行”非“周道”,无道路义。《卷耳》之“周行”如训为“道路”,诗意难通;训为“官列”,则诗意豁然,且上博简《孔子诗论》“《卷耳》,不知人”也可得妥当解释,《卷耳》的经典特质、丰富内涵和本事均可揭橥、呈现。于此可见训诂之于《诗经》文本阐释之重要。     

模仿的技艺与理性——辨析理性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的创作是一种模仿的技艺,他在《诗学》中探讨了理性对于诗的创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从模仿的技艺入手,讨论诗的创作的知识论基础、哲学意义和形而上学基础,从而说明《诗学》是亚里士多德整个学科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反对把《诗学》中的理性归结为低级认识能力,指出诗与哲学类似具有神圣的本原。诗的创作本原来自于努斯的创制特性,而悲剧集中地体现了努斯的创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