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的技艺与理性——辨析理性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的创作是一种模仿的技艺,他在《诗学》中探讨了理性对于诗的创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从模仿的技艺入手,讨论诗的创作的知识论基础、哲学意义和形而上学基础,从而说明《诗学》是亚里士多德整个学科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反对把《诗学》中的理性归结为低级认识能力,指出诗与哲学类似具有神圣的本原。诗的创作本原来自于努斯的创制特性,而悲剧集中地体现了努斯的创制意义。     

九华山“诗”“禅”文化的传承

九华山是一座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的文化宝库。由于它是佛教名山,就其所蕴藏的佛教文化而言,当是一项有待于开发的巨大工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期间,池州市与九华山党政领导曾会同佛协部门举办过“金地藏国际学术研讨会”和“金乔觉生平论证会”,个人私见：这就是启动此项工程的开端与起步,而且,通过挖掘整理有关金地藏史料,也初步取得了显著成果。     

诗班在教会崇拜中的作用

早在会幕敬拜时诗班侍奉就已存在,约柜安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之后,大卫就开始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并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直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参代上6：31—32）。     

习禅和作诗的两种境界——以柳宗元与白居易为例

印度原始佛学在两汉时传入中国,自唐以后,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学说纷纷自立门户。在繁多的宗派中,禅宗与净土宗最逮民心,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其中,与中国能咏善吟的士大夫们结下不解之缘的当属禅宗。     

训诂与《诗经》文本阐释——以《周南·卷耳》为例

《诗经·周南·卷耳》主旨纷纭,其阐释分歧主要集中在“嗟我怀人,置彼周行”之“周行”的训释。经学主训“官列”,由此产生“官人说”。文学主训“道路”,于是有了“怀人说”。通过引证本书、他书、小学典籍分析考辨可知：“周行”非“周道”,无道路义。《卷耳》之“周行”如训为“道路”,诗意难通;训为“官列”,则诗意豁然,且上博简《孔子诗论》“《卷耳》,不知人”也可得妥当解释,《卷耳》的经典特质、丰富内涵和本事均可揭橥、呈现。于此可见训诂之于《诗经》文本阐释之重要。     

《论语》"思无邪"与孔子的诗教思想

《论语》各篇材料看似任意罗列,仿佛没有任何秩序,其实不然。孔子评论《诗经》日“思无邪”,该章被编排在《为政》篇的第二章,十分耐人寻味。实际上,“思无邪”被排在这样的位置,也影响到了人们对《论语》的认识。其实,《为政》篇以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为主旨,孔子《诗》教思想的本质是“政教”,从新出土的上博竹书《诗论》便可以看出孔子《诗》教思想的“德教”内涵,从而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思无邪”的含义,也可加深我们对《论语》内在结构的认识。     

端午对联妙趣多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端阳节。端午节主要是吃粽子,赛龙舟。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不仅为端午节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端午诗,而且也留有不少耐人寻味的有关端午节的对联。     

金代全真词与元代散曲的俳体

在诗词曲三种体裁中,散曲的生动活泼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著名学者任讷在《散曲概论》中说:“且俳体之格势极多,制作不穷,几占全部著述之半”,并列举了散曲中的二十五种俳体,将俳体定义为“就形式上、材料上翻新出奇,逞才弄巧,或意境上的调笑讥嘲、游戏娱乐之作。”意境上的俳体没有固定的标志,形式上的俳体如独木桥体、嵌字体、顶真体、迭字体等,则都有一定的模式。这些形式在宋代文人词中非常少见,偶有一二也因艺术上的失败而遭到后人讽刺;元代散曲则大量使用之,艺术上的成功也足以令后人倾倒。这种突然变化,不免令人困惑。如果考察金代…     

中国艺术美学精神论略

关于中国艺术及其美学精神问题 ,学界曾有诸多探讨。本文认为 ,这些成果虽然各自研究的角度不同、重心不一 ,但都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启发。然而 ,有一个关涉到中国艺术美学精神命脉的问题却鲜有提及 ,那就是 :中国不仅是一个诗的国度 ,更是一个重视乐舞的国家 ,我们甚至可以说 ,中国艺术及其美学精神自始至终就盘旋在“龙飞凤舞”的根上。因此 ,“诗教”与“乐教”之双璧成为解开中国艺术美学精神的锁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