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学的性命之理及后期衍化

前期王安石之学被称之为"临川之学",建构性命之理是这一时期的学术主题.临川之学注意将《周易》的天道论与《论语》《孟子》《礼记》的人道论结合起来,以建构新儒学的性命之理与内圣之道.此时王安石赞同思孟学派的性善论,源于他对儒家内圣之学的追求.尤其是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崛起,内圣之学有利于提升士人的人格自觉,推动士大夫主体性精...     

象山心学视野下的九卦之序——兼与张勇先生商榷

宋代理学的易学维度,是中国学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陆九渊虽然没有像程颐、朱熹那样系统地注释《周易》,但对九卦说的重视程度实远胜程、朱。陆九渊赋予了九卦丰富的心学内涵,而其中的某些内容与康德的实践哲学亦有一定程度的相通性。陆九渊对于九卦之序的心学诠解,是其道德哲学的缩影。     

道教伦理价值观及其意义北大核心

道教从其前身老庄学派的出现算起,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漫长历史。如同世界各大宗教一样,道教的教义中既有对终极本体,即太上大道或它的化身的信仰,有追求自我与自然之道合一(天人合一)的终极目的,也有规范个人言行的价值和伦理标准。这一伦理标准即被称作“善道”的清规戒律。     

罗尔斯、帕斯卡与决策论——威廉斯论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证明

在《罗尔斯与帕斯卡之赌》中,威廉斯主要关注的是罗尔斯对其正义原则的证明,他主要论及三方面内容:第一,罗尔斯在论证其正义原则时诉诸的基本想法,也即一组原则是正义的,仅当自利的人们在某种无知条件下能够对其达成一致同意;第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某些方面偏离了这一基本想法,这里的偏离主要指偏离自利选择的轨道;第三,他比较了帕斯卡之赌中包含的证明与罗尔斯对其正义原则的证明,认为两者虽然在论证结构上高度相似,但后者更缺乏说服力。就第一方面的内容而言,威廉斯只是阐述了罗尔斯的基本想法,并未对此作过多讨论。就第二方面的内容来说,威廉斯所说的"偏离"要么缺乏足够的根据,要么仅止于断言;只有第三个偏离可以在罗尔斯的文本中得到印证。就第三方面的内容来看,威廉斯的批评并不令人信服,罗尔斯仍然有辩护的空间。     

孔子“畏天命”新释

孔子天命思想与仁的思想有内在的联系。天命具有崇高性和权威性,仁具有德性的生发力。天命是仁的超越的、外在的表现方式;仁是人之为人的内在的生命之源。因此,在形式上,孔子畏天命是因为天命具有道德的至上性,而在本质上,天命对人之成德所具有的促动作用是因为仁的内在动力。因此,孔子敬畏天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实现内在仁德要求时所产生的紧迫感。     

镇澄的《竹林小像》诗

位于五台山中台南20里的竹林寺,是五台山有名的古刹。它的出名,不仅因有唐法照入化竹林寺的佛教传说,也不仅因其为日本圆仁慈觉大师的卓锡之所,且因它有一龛玲珑小巧的佛像,名为“竹林小像”。《清凉山志》云:竹林寺“小像一龛,精巧入神。     

身心关系——从胡塞尔动感理论到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和胡塞尔的《危机》《观念2》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承继关系,其中对身心关系的探讨是这种承继关系的核心问题。胡塞尔认为,人的感知实际上是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身体活动,在此身心是一体的。胡塞尔动感理论对身心一体的初涉,为超越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作出极具创见性的贡献。然而,囿于意识哲学和知识论的束缚,胡塞尔最终仍然没有彻底摆脱身心二元论。梅洛-庞蒂从存在论的角度提出：身体在世界中的活动、行为的意向性以及身体性的知觉体验才是现象学的最原初状态;在“在世之在”的初始条件下,身心必然是浑然一体、不分彼此的。这使他在处理身心合一问题时获得比胡塞尔思想更加合理的解释。     

天何言哉、天人相分与天人之际：儒家人学的复调结构

儒家人学旨在对“人是什么”做出回答。这一回答,循宗教与世俗两个向度展开。以前者论,神（天）人关系构成一条主轴;以后者言,人的德性本质构成另一条主线。理解儒家人学,需要同时沿循双线索进行交错观察。从总体上讲,儒家人学起自宗教溃败与政治勃兴之际的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危机。因此,神（天）人关系成为儒家人学的一贯主题。由于儒家人学形成于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让其成为政治失序的一种人学反应结果。儒家人学由此充分呈现出积极作为的人,如何应对“天不言”情况下的行为主动性建构的特质。直到政治失序危机过去,神（天）人关系再次成为关于人是什么的平衡性主题的时候,儒家人学对人是什么的回答,方才水落石出。如此,儒家人学在天何言哉、天人相分与天人之际的三个复调主题上,呈现其完整结构。     

《尚书》诠释与朝鲜王朝的治国之道

《尚书》是中国第一部治政之书,历代为之作注疏者层出不穷。除我国之外,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诸国学者亦对其有着深入研究。尤其是历史上的朝鲜王朝,解《书》注《书》蔚然成气,盛行五百年而不衰。在朝鲜王朝的《尚书》学著作中,学者们或尊崇程朱理学,提出顺天惩恶、君臣和谐的治国要求;或信奉清代实学,依据古道和礼法来治理国家;或践行利用厚生,大力发展农工商业以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总之,通过诠释《尚书》,学者们阐发心中的治国之道,是朝鲜王朝经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值得学界关注。     

宋代儒佛之辩中的“心”与“觉”

心性论是宋代儒佛之辩的核心议题,本文以儒佛共用的概念“心”与“觉”为核心,从禅宗和理学两方面分析儒佛差异,重点关注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儒者在辟佛时所针对的禅宗思想和儒佛之辩的根本原则。在“心”与“觉”的问题上,儒佛之辩的重点在于觉、心、性三者的关系和理路,尤其是禅宗中以知觉为佛性的思想。是否向上一提,有超越“心”与“觉”的最高本体——天理,成为理学与禅宗的根本差异。鉴于程门后学中出现轻视形上本体,强调发挥心之知觉作用的思想倾向,与禅宗单讲觉、觉悟之心有相似之处,因而南宋儒佛之辩的重点转向了儒门内部的思想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