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鬼神之明》学派考辨——兼论鬼神研究中的思维定式问题

学者们研究《鬼神之明》时,无论是肯定、部分肯定还是否定简文与墨家的关系,均多围绕墨家展开讨论。运用同样的逻辑进行分析,《鬼神之明》也可以是儒家的佚文或儒家别派的作品。春秋战国时期怀疑鬼神的公正、能力,甚至怀疑鬼神存在者并不鲜见,可见《鬼神之明》中"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思想不属墨家特有,而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因而仅仅凭借"鬼神"思想来判定学派属性是靠不住的。当今学界判定学派属性,出现"鬼神"观念便联想与墨家有关,于是使用各种方法加以论证,甚至不惜"削足适履"。这种思维定式值得我们反思。     

关于传统医学文化的"气”

1　历史遗产和医学文化的积淀甲骨文中已有气字。写得略带波纹 ,就像现在的“三”字[1] ,是山川之间飘逸云雾气的象形字。除了云气 ,《说文》段注说它还有“廪气”之义[2 ] ,指粮仓中的米粮 ,引伸为食物。即吃饱了才有气力。前者指物质 ,后者则指物质产生的功能 ,寓有能源补给等义。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自然界的六气、精神方面的勇气、浩然之气 ,以及既可指物质 ,又寓有精神意义的“精气”已经相继出现。《老子》有“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名言 ,“一”指太极 ,“二”指阴阳 ,“三”指阴阳会和之气[3] 。所谓“一阴一阳之…     

从仁的四个层面看普遍伦理的可能性

儒家伦理是德性伦理 ,它的核心是仁学。仁学是一个较大的思想体系 ,有四个层面的基本内容。这些不同层面的内容可以同西方伦理进行广泛的比较与对话 ,亦可以互相补充 ,为普遍伦理的建立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其中 ,“亲情”之孝是人间关怀得以形成的自然的情感基础 ,“忠恕”之道则是人间交往的普遍原则 ,“爱物”之情为生态伦理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 ,“万物一体”之仁则为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普遍和谐提供了极宝贵的价值指导     

忒修斯之船疑难的消解：经典方案反思与新路径建构

“唯靠X和Y原则”和“最佳候选者理论”是忒修斯之船疑难的两类经典消解方案,二者各执一端,无论从本体论还是认识论视角看都存有不足。跟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并加以修正,将形式因和质料因看作忒修斯之船的本质属性,从本体论视角看,拆装船与原船“同一”,修补船与原船“相同”但不“同一”;从意向性指称理论视角看,原船、修补船与拆装船的同一性判定往往受认知主体的意图和意向性影响并随之改变;从作为内在因素的本质属性与作为外在因素的意图、意向性两方面来衡量,二者在不同情境下作用力大小不同,产生的合力不同,引发的判断自然有所不同。由此,就可以有效地弥补经典消解方案的不足,同时合理地修正“否定忒修斯之船本体同一”和“否定存在本体同一标准”的认识。     

玄德的澄明

澄清老子“玄德”的内涵,是把握近“道”之德的关键,也是理解重“德”的中国哲学的关键。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老子的“道”与“玄”,把“道”看成是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把“玄”看成是有与无的统称,那么,玄德的内涵将不再模糊——从根本上说,玄德不是幽隐深远之德,不是“水”德、“生”德、“损”德,而是兼通有无之德。兼通有无的“玄德”,是理解“常德”“孔德”“上德”“广德”“建德”的枢纽,也是理解中国传统伦理学之“德”范畴的重要切入点。     

孟子“仁”与“义”美德伦理学的理路及其问题

孟子的“仁”“义”观念分别指示出美德的根源以及美德行为的呈现,以此为核心的孟子式美德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有三：一是美德是人类特有且应有的生活方式;二是诸美德各有其特定的道德含义,并构成具有层次和结构的美德体系;三是美德应该依次呈现于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并发挥基础性作用。其美德概念可以回应三方面的问题,即美德的约束力、美德的驱动力、美德的实现问题。其特点主要有其作为美德学说的整全性,其思想实验与对直觉的诉诸,以及其明确的元伦理维度。作为一种传统理论,孟子式美德伦理学要转化为当代形态,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元伦理维度包含的形而上学独断因素。对于其理论的独断因素,可以有三条化解路径,即康德式路径、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路径、反思平衡的方法;对其现实基础性美德即“孝”蕴含的独断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化解,一是回到孔子的相关观点,二是借鉴当代伦理学对美德如何始于家庭的道德心理学解释。     

牧羊人之歌(组诗)

序曲 探寻那一段黄沙淹没的古道,追索那一行岁月掩埋的脚印,寻觅那一串渐渐远去的姓名,撩开历史云雾般的轻纱,     

意志与让予的交错——论海德格尔式“泰然让之”的内在结构及其伦理缺失

"泰然让之(Gelassenheit)"是理解海德格尔后期技术批判以及存有之思的关键概念。它具有一种双向结构:一是存有本身的层面,即存有本身的自行敞开与让予;二是属人层面,即人对存有本身之让予的让予。其中,属人层面的泰然让之又具有三个环节:从主体性强力意志以及表象性思维中的"让出"——无所施为地等待——"让"自身"入"于存有本身的自行敞开。然而,泰然让之并非一种消极性的存在姿态,而是有着"力量和决心"在其中隐藏和支配着,通过归属于存有而促进自身本己本质的提高,从而呈现出意志与让予相交错的结构。此外,泰然让之作为海德格尔后期所谓"源始伦理学"的核心姿态,必然会使得自我与他人的关联隶属于与存有本身的关联,从而为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所批评。但需要注意二者的视角差异,以及两种伦理观之间的互补性。     

论康德对“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权利”的批评

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权利》一文中认为,说真话是一种形式义务,人们应该无条件地履行这个义务,不管由此导致什么后果。贡斯当和科尔斯戈德分别从法学层面和伦理学层面对这个观点进行批评,都认为康德所谓的不说谎义务在现实中缺少可行的条件,不可能得到普遍遵守,但是这并不能从理论上反驳康德的"应当不说谎"观点。康德的绝对不说谎义务的理论困难主要在于,未能真正直面不同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未能指出解决不同道德义务冲突的依据。     

西方生命医学伦理“施益原则”与当代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之对话

本文旨在为西方生命伦理"施益原则"与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1)之内涵进行增补,以"忠恕之道"回应两原则之内在问题。"施益原则"提出,"须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足以保证花费的成本"作为施益者是否施益于对象之衡量标准。但成本与利益难以估量,是此原则面临最大的问题。"仁爱原则"提出,"爱人"、"推己及人"、"克己复礼"之概念。但其首先肯认"仁"天生本具,这适合作为教育培养生命医学相关人员之道德品格,但忽略面对现实问题的行动判断方式。本文认为,应该延伸"推己及人"的概念,强化"忠恕之道"中我-他者的双向的结构,亦能增补"施益原则"与"仁爱原则"之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