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运圣火光照道教胜地武当山

九月十五日下午,武当山雨霁云开。武当山道教协会90余名道众翘盼已久的“亚运之火”火炬终于从水电城丹江口市传上了道教胜地武当山。在武当山迎亚运圣火传来的日子,武当山道教协会为隆重举行“亚运之光”火炬的到来,分别在紫霄宫的龙虎殿、四方堂、父母殿门口悬挂着“热烈庆祝北京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亚运为国增荣誉,我为亚运添光彩”等巨大横幅,同时,在紫霄殿前悬挂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会旗、第十一届亚运会会旗和各种彩旗。身着蓝色道服,脚穿白色布袜,黑色圆口鞋的道士们,组成道教音乐队伍和迎接火炬的队伍,分别排列在紫霄殿门前两旁,成千的村民着装整齐,喜气洋洋,汇集在紫霄宫门前。     

孟子的心理学思想研究

该文较系统地论述了孟子的普通心理思想。主要问题是:心理学思想的基本观点,知虑心理思想,情欲心理思想,志意心理思想,智能心理思想,性习心理思想。     

我为什么会是一个佛教徒

今夏气候有所异常,南方偏凉,而北方奇热。仲夜,行方接待了一位来访者土人,相对品,作竟夕之谈。土人以“我为什么会是一个佛教徒”为题,以第一人称叙述其关于梁武帝的追索研究,令行方一改以往梁武帝观感,一时竟忘却褥暑。土人模仿佛教经籍作法,一口气讲了十篇故事（品即篇）,即在“序品”之后,分别以情爱品、事业品、信仰品叙梁武帝生平,以爱好品、学术品、暮年品、死亡品分别作面面观,终以“重来品”作结,叙梁武帝之于今人的关系。行方听来,但觉亦真亦幻,一时不能自己,遂令土人三度删改,而后刊布于此。在北国古都的某个名…     

儒学“自我”的发展历程

“自我”既是一个心理学范畴,也是一个哲学范畴。心理学上的“自我”是哲学性质“自我”的推广运用。     

弃儒从释的真实写照——关于朱熹的两篇佚文

朱熹早年曾热衷于佛学。但是,无论在朱熹的文集、语录还是各家记载中,都很难看到这方面的具体材料。最近,我们从《续藏经》中发现了朱熹关于佛学的两篇佚文,为研究朱喜早期思想和事迹提供了重要佐证。     

历史课堂自主学习的实践与探究

“授之以渔”是我国历代教学的经验结晶。“教学”的真正含义应是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所以教会学生学习，让学生自主登上历史学习的舞台，才是传授了打开信息之锁的钥匙。     

扬雄的太玄哲学

扬雄政治上主张改革,价值上维护天人相应正统核心话题,率先批判谶纬神学,批判经学神秘化。他模拟《周易》、《论语》,撰《太玄》、《法言》,建构太玄哲学体系,以维护孔孟正统。他借天命以明人为,托圣训以砭时政,试图化解西汉末年政治和价值危机。化解政治危机的要旨是身正而政正,立身就是修养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道、德、仁、义、礼是人身所具有的天性,不能丧失,具此五者,才会实行仁政德治。在人性论上,他试图圆融孟子与荀子的善恶论,而提出"善恶混"的主张,打破了人生来就善就恶的束缚,提出人人在人性善恶面前都可以获得成善成恶的机遇和平等权力,这是化解社会政治、价值危机的人性基础。太玄哲学与《周易》以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展开世界图式不同,而以天、地、人三才的三分法开出世界图式,建构了玄、方、州、部、家、赞的逻辑结构。     

简论上师善知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二)

二、萨迦派关于上师善知识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本文根据萨迦派学者阿罗仁波切的著作《萨迦加行教言解脱道之明灯论》[1]中的关于依止上师善知识的论述,分析萨迦派有关上师善知识的思想。在《萨迦加行教言解脱道之明灯论》(以下简写《明灯论》)一书中,萨迦派把依止上师善知识之规则分四个部分: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王船山性情观下的礼论

如何化解情与礼的对立,并维持二者之间必要的张力,是儒家道德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王船山在其性情论基础上,对情礼关系进行了新诠。他对情的性质和善恶两种方向进行了深入辨析,揭示了情发挥正向道德作用的必要条件,主张应以恒善之性作为无恒之情的价值尺度和主宰。在发挥情欲正用的过程中,恒善之性也得以动态地呈现和充实,这也是船山人性生成的实质内涵。在此性情论基础上,船山建构了与人性紧密相连的礼说：礼不是割绝人情的天理,也不是人情之外的规范,而是实现了性情贯通、作为人道典范的情。此一理论建构,兼顾了礼合人情的正当性和礼治人情的必要性,并对宋明以来离人情言礼和即人情言礼的两种偏颇进行了修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