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缩小”自己

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半岛上,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物种——美洲鹰。它们长年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岛屿上,也一直与当地人和谐共存着。可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美洲鹰的价值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为了高额的利润,当地人开始大规模地捕杀美洲鹰。一段时间之后,在不计后果的捕杀下,美洲鹰彻底绝迹了。当人们为这一物种的绝迹叹息不已的时候,阿·史蒂文却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下的一个岩洞中找到了美洲鹰的踪影。这一发现震惊了整个生物界,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居家之乐

我寻常少交友,以读书写作度光阴,居家过日子。赏心乐事者有四：与老伴闲聊,接儿女电话,读朋友文章,品乡亲野茶。     

做人

幽默是生活的润滑剂,在气氛紧张时,突然出现幽默的故事或幽默的事情,大家的情绪会立刻放松下来。幽默也往往极具生活色彩,许多行业的规则与要求都是十分严肃的,但用严厉的命令常常不被人接受,而巧妙的运用幽默却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访谈录

本文是2008年1月中央电视台CCTV-9《对话》节目记者采访了美国国际探索中心（Center for Inquiry）常务理事,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教授,著名的无神论者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访谈录。丹尼特教授就“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文化”、“宗教与文明”等诸多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本刊编辑部摘编了这篇采访的内容。这篇访谈录,对于我们了解9·11事件以来,西方出现的关于宗教与文明是否有冲突的争论,给予了多视角的回答,对于我们了解宗教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如何理解文化与宗教的关系等大有裨益。     

民族和谐的典范：岑努村——读余达忠《走向和谐：岑努村人类学考察》

余达忠先生所著的《走向和谐：岑努村人类学考察》是“贵州本土文化2001”丛书中的一本,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考察岑努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族、历史、语言、信仰、婚姻、丧葬、节日等,阅后使我对岑努村社会有了一个系统的印象,并对诸如语言矩阵、文化涵化、文化变迁、婚姻网络等概念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七点偏见影响孩子全面发发展

有人把教育与“传道、授业、解惑”连在一起。认为教育就是上课,是大人讲、孩子听的说教和灌输。这使许多家庭陷入了教育的误区。例如,重知识传授,轻心理养育;重智力开发,忽视性格培养;教育方法上惯用说教,不注重孩子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把教育的希望过高地寄托于幼儿园和学校的课堂,忽视家庭对孩子精神生活和兴趣培养的作用,更不重视孩子与同龄人的游戏、自由交往和人际关系。     

情境启动和认知需要对决策中信息加工的影响

以100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信息板技术,以职业选择作为决策任务,考察由情境启动激活的决策策略和认知需要的个体差异对决策中信息加工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启动激活的决策策略和认知需要对决策过程都有显著的影响,在加工时间上和点击次数上两者交互作用分别达到了(边缘)显著水平.说明人们在决策中的信息加工是受情境因素和个体差异因素共同影响的.     

权力感知对怀旧偏好的影响机制

作者考察了权力感知对消费者怀旧偏好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通过3个实验, 作者发现低权力者比高权力者更加偏好怀旧产品或怀旧品牌, 而寻找生活意义的动机在该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 权力的缺失导致个体认为自己的生活缺乏意义, 进而激发出寻找生活意义的动机。由于怀旧可以通过回忆有意义的事件和提供社会支持两条途径来帮助个体重拾生活意义, 因此低权力的消费者倾向于进行怀旧消费。这一研究发现进一步丰富了现有的权力和怀旧文献, 并对怀旧营销的设计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课业负担对学校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学校氛围的多水平调节作用

课业负担对学校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但是学校氛围对课业负担的多水平调节作用少有研究涉及。在发展系统理论的基本框架下,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多水平的调节模型,同时考察学校氛围中不同水平的变量对学生学校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20155名五、八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学生知觉的师生关系及校长知觉的学生士气、教师士气、学生消极行为、教师负面状态来考察学生和校长对学校氛围的评价。多水平模型分析发现:(1)在控制了年级、性别、城乡后,课业负担对学校生活满意度仍有显著的消极影响;(2)课业负担对学校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随学生知觉的师生关系和校长知觉的学生士气的变好而减弱。研究结果有利于从发展系统理论及相互作用的视角理解学校氛围的作用,"减负"不仅要确实减少学生的课业负担,也要重视学校中其他环境变量的综合影响。     

交叉影响还是直接影响?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机制

考察了带有方向性的两个工作－家庭冲突变量(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对一些常见的结果变量的影响, 检验了交叉影响模型和直接影响模型在中国样本中的适用性。以工作优先行为规范为基础, 在来自中国企业的管理人员的两个样本中发现：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对工作相关结果(工作满意感、留职意向、组织承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而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则没有显著影响; 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对生活满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发现表明交叉影响模型可以作为解释中国管理人员工作－家庭冲突影响机制的理论, 而直接影响模型不能推广到中国样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