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敬香是三宝弟子的责任

正随着国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旅游的方式欢度假期。名山大川、宗教圣地,成为许多人饱览畅游、朝拜祈福的重点。不论有无宗教信仰,在焚香礼拜中,人们内心多少都会触发对于祖先故人的缅怀、对天地神明的敬畏。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庄严的殿堂庭院、在秀雅的丛林道观,一簇簇红妆艳裹的高香直指青天,     

中原老寿星唐崇亮道长的传奇人生

正他是一位中原高道,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调制出了两种奇药,为周边百姓驱走了病魔;他是当年著名的老寿星,年逾百岁依然精神矍铄;他承传了道教中和派丹法,使一缕传统学脉得以绵延不绝。今年6月26日,河南《驻马店日报·泌阳》在第3版社会生活栏目内刊登了侯伟峰、邓敏采写的《唐老道故居旧址被命名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章,文章写道:"日前,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泌阳县白     

敢于朝前迈步

少年时代，曾读《探险家迪亚士传》，其中有一段少年迪亚士与老师齐美南斯的对话，可以说一直都在激励着我不断求索的心灵：     

换个角度会更美

在生活中,我们会为美好的夕阳而感到叹息;为枯黄的树叶随风飘飞而产生伤感。其实,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会更美。试想,如果傍晚的太阳不下山,清晨的时候我们又怎么会看见那希望的曙光呢?如果黄叶不离开枝头,充满生命的绿叶又从何处而来呢?是的,生活就是这样,它需要我们换一个角度去发现它的美,正如当年的大卫王到巴户林,被扫罗族基拉的儿子示每所咒骂一样。随从的人都要取示     

论孔子性与天道思想的情境化面向

天道、性命等观念代表了儒家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先秦儒家尤其是孔门之仁学,并不注重对天道、性命等观念作客观学理的论述,因其认为天道、性命并非现成的和外在于人生命的客观存在对象。他们更注重从具体的人生境遇中,通过人的情感现象来揭示天道、性命作为超越性价值的内涵以及两者贯通为一的真实意义。孔子的“成人”说体现了他视人之生命作为“非现成性”存在的基本认识;他又从忠恕来把握人的情感规律。此即孔子对人性的基本理解。人在具体的生活境遇之中,依忠恕情感规律过严谨的道德生活,从而体悟到道德法则的必然性和生命的超越性意义,正是孔子下学上达即天道性命之贯通的真实含义。因此,在理解孔子天道、性命思想时,不能忽略其情境化的面向。     

不同情境中幼儿情绪表达规则认知发展的追踪研究

用追踪研究方法,对60名幼儿在高兴、惊讶与害怕情境中的情绪表达规则认知两年的发展进行探讨,并考察情绪情境、性别和人际背景对其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幼儿的情绪表达规则知识、目标和策略水平均随年龄增长显著提升;(2)幼儿在害怕情境中为自我保护而较多使用掩饰策略,在惊讶情境中较多使用掩饰和夸大策略,在高兴情境中综合运用掩饰、弱化和夸大策略;(3)性别和人际背景均对幼儿情绪表达规则认知发展有显著影响。     

受戒感想

一九八九年农历十月十五日是下元解厄水官圣诞。今年的这一天,可以说是建国以来道教徒最难忘的一天,因为中断了四十多年的全真道传戒仪式、于这天在北京白云观正式开坛传戒了。受戒,是每个全真教徒萦怀已久的愿望,在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终于实现了。它标志着党的政策的英明伟人,也标志着党和政府对宗教界人士的关怀和大力支持。来自全国各地求戒的戒子们,感激的心情难以言表。全真教徒能过上真正的宗教生活,并且从一个普通教徒经过受戒成为一名合格的道教徒。     

对工作生活质量(QWL)研究的评价

工作生活质量改进是现代组织管理活动中常用的革新措施之一,其目的在于形成积极的组织气氛,提高组织活动效率。本文综合述评了:QWL的发展、QWL的设计、QWL的推广策略与对QWL的方法论的评价,以加深认识QWL活动,并为正确评估与进一步发展QWL活动提供适当的参考和指导。     

军队初级指挥官PM领导行为类型的研究——与中、日企业领导行为的比较

本研究采用日本三隅二不二教授的PM领导行为理论 ,用中国修订版的PM量表对 2 64名初级军官的领导行为类型进行了评定 ,并与对中、日企业界的有关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 ,目的是研究初级军官所特有的领导行为特征以及与其相对应的情境因素。研究结果显示 :①在军事组织中 ,PM型是较理想的领导类型 ,其次为P型。这与中、日企业的结果有所不同。②方差分析结果表示 ,在与领导行为类型相关的八项情境因素中 ,初级军官在工作激励、连队满意度、团队精神和会议成效等因子上高于中、日企业界 ;但在心理卫生、对待遇满意度、信息沟通和绩效规范等因子上均低于中国企业界。③ χ2 分析结果显示 ,三种组织与四种PM行为类型之间在六项情境因素上的差异显著 ,提示三种组织在领导行为和情境因素上各有其特点 ;另外 ,与军事指挥官领导行为类型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工作激励因素和团队精神 ,这是军事集团突出的特征之一。④中、日企业界在会议成效和信息沟通两因素上的差异较大 ,反映了两国在企业管理方面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