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立走向统一——生态伦理学发展趋势研究

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围绕自然存在物有无道德地位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种争论的不可调和性及其观点的不可公度性,意味着生态伦理学自身发生了严重的形而上学危机。如何摆脱这一危机,使生态伦理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黑格尔关于人的自由意志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的观点为走出这种争论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界完成本质统一的思想亦为消解这种对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数字技术对个体的影响

数字原住民的相关论述为解释数字技术对个体的影响提供了切入点,数字原住民是指在数字化环境中成长的个体,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与数字技术互动的经历,不仅会使其表现出相应的行为特质,也会对他们的认知和生理结构产生广泛的影响。生态科技亚系统理论和数字原住民假说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为这些论述提供了理论支持,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领域的研究则对其内容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展研究的方向、广度和深度。     

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发轫于对现实生态问题的回应和对传统生态理论的反思。它的主要内容有:为了共同福祉,肯定人与自然的整体价值,人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有机的生态思维,关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注阶级问题,呼吁解决阶级不平等问题,促使优势阶级担负解决生态问题的责任;长远的整体视野,着眼人与自然的发展走向。它的价值在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建立生命共同体,为破解当前生态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新的生态的道德伦理范式。     

儒家伦理思想与新常态下的可持续发展论略

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其实现务须伦理支持。在经济发展条件和环境面临深刻变革的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新课题。儒家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智慧,对于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完善符合民众利益的经济伦理,塑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内核,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使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真正有机融合,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农业、生态与人类健康

农业生产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随着机械化大生产、农药和转基因作物的大量应用,农业生产已经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许多严重的不可逆转的破坏,进而对人类健康构成了极大影响.     

“厚德载物”与生态伦理——《周易》古经的生态智慧观

《周易》古经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一部展示中华先民智慧的著作,包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1、把天地万物风调雨顺的生态平衡景象与人类自身崇尚道德紧密联系起来,阐发了“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2、提出生态忧患意识观,反对浪费和破坏资源;3、描绘了“生态之乐”的社会理想蓝图,倡导人与万物友好相处的生态和谐观。这些思想对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管理评价判断模型与策略获取

管理评价是在不确定情景中的一种多特征决策,非补偿策略是决策者所采用的主导判断模型。作为一种结构建模程序,策略捕捉可以建构包含决策标准及其权重的统计模型,获取决策内在过程和预测判断。多层线性模型能够方便地考察人内和人间变异,表征判断非线性结构,是分析策略捕捉数据的恰当方法。管理评价设计可以借鉴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思路,实现对现实管理决策过程的抽象模拟。     

关注健康的公平性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实证分析研究经济现象的实际情况,回答客观事物是什么的问题;规范分析研究如何处理和解决经济问题,回答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所以,规范分析就是决策分析,宏观的决策分析就是政策分析.政策分析的基本规范原则是效率、公平和稳定.效率和公平似乎是一对矛盾,稳定的原则似乎可以协调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说,上述三个原则是统一的,从人类发展目标出发可以把他们统一起来.     

试析道教无为而治与生态政治

上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保护逐渐与政治结合,形成生态政治,推动着生态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生态化,以提高国家、政府、群众、个体在政治纬度上对解决生态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切度,在欧美各国形成了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绿党组织.我国的生态与政治关系研究也日益受到关注.在生态政治理论探索中,我们不仅要参照西方,也应在传统文化中发掘与生态政治有关的思想,对之加以重新阐发,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政治思想.道教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以民为本、身国同治和非兵等政治思想与今天的生态政治既有共同之处,也独具特色,对我国生态政治理论的丰富和环境治理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细说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话语——读刘湘溶教授《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话语》

20世纪8 0年代,生态(环境)伦理学从西土传来,悄然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从那时开始,人们就对环境伦理学如何可能展开争论,探讨其是否逾越了伦理学的理论界蜮,是否会跌入到“自然主义谬误”的困境中。此后,又围绕着环境伦理的建构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还是以非人类中心主义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