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一场伦理之争

关于“人兔细胞融合”的伦理之争,主要围绕“人兔细胞融合”实验是否违背伦理,要不要经过知情同意,以及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等问题而进行。这场讨论是正常的,健康的,有益的,倘能加以认真总结,将有助于推进学术争鸣。     

社会因素对剖宫产率的影响

近二三十年来,剖宫产率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升高。究其原因,除了医学因素外,社会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化水平、社会习俗观念、法律、医疗道德、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医学教育等多个角度分析了社会因素对剖宫产率的影响,并就如何发挥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消除和避免其消极作用,使剖部率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了讨论。     

传统儒家、道家哲学生态观比较

儒家、道家哲学生态观既有共同点,又存在差异。在生态存在论上,两者都是一种生成论世界观,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内在联系。不过,道家注重自然运化过程的自然性、一体性,儒家则强调自然运化的生命特征,肯定人与万物的差别;在生态价值论上,道家偏重“自然”的价值．强调自然运化的自然目的性和价值性,肯定人和万物的自然本性的价值。儒家则偏重“人文”价值。它强调人与社会的生存价值．肯定主体德性的价值;在生态实践观上,道家强调“自然无为”的实践原则,“自然无为”体现了对自然自组织、自协调智慧的信任。道家实践观体现在个人生活方式上具有消减性特征,强调慈爱利物、俭啬有度、知和不争。儒家强调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肯定主体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作用。在对农业生产实践的治理上。儒家强调顺应天时、因地制宜和“谨其时禁”。     

儒家人物关系论与现代生态伦理

儒家的人物关系论是建立在对自然界必然性的认识基础上的。基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哲学基础,儒家提出了“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人物关系原则。这对于建构现代生态伦理学、保护环境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脑死亡法”与医学伦理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经通过了“脑死亡法”,中国已初步具备实施“脑死亡法”的条件,时代呼吁“脑死亡法”不仅具有科学价值,而且具有深远的伦理意义。当今关键在于转变国人伦理观念,促使“脑死亡法”尽快实施。１时代呼吁“脑死亡法”１９６８年召开的世界第２...     

可持续发展观的伦理思考

本文从伦理学的角度, 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涵进行了剖析： 承认并尊重环境、资源的价值,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价值观; 坚持公平原则, 确立人类长期发展的责任与义务, 并指出,提高人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     

核电风险的社会可接受性及其决策伦理探析

核电风险源于核技术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核技术风险因其认知主体的知识状态、认知模式、认知策略等导致核技术风险具有主观建构性,我们通过对公众和核技术专家等不同认知主体的认知范式进行分析,不同认知主体具有不同的经验,因而存在不同的基本假设、概念体系、观察视角和研究方式。在对核技术风险感知的分析基础上,对核技术风险决策伦理规约进行探讨和分析,从而为核技术风险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在规避核电风险的基础上合理利用核资源。     

理论和处境:汉语基督教伦理研究的基本思路探究

本文探究汉语基督教伦理研究的基本思路问题,特别关注具体处境中基督教价值的公共意义问题,论文包括:第一部分,考察1980年以来汉语基督教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总体上看,其中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对基本伦理概念(比如人性、爱的观念)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关观念进行比照的研究,二是实践和具体社会处境的角度,包括从基督教角度对于中国基督徒的道德生活以及全球和本土范围的社会公共问题的研究;第二部分依据相关的基督教伦理研究成果,参照中国思想资源和当代社会的道德议题,反思汉语基督教研究的处境性问题并寻求重新阐释某些基督教教义的可能性.研究采用基督教伦理研究中的实在的和处境化的进路,将之放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并考虑到其具体和当下的条件来展开对基督教伦理思想的论述.     

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诉求

<正>一、经济决定论的骚动19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振兴,德国思想界中的唯物主义思潮逐渐抬头,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青睐,但是它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曲解和干扰。巴尔特是哲学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恩格斯称他为"平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8页)。他曾著有《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该书肆意歪曲、攻击马克思学说,其惯用手法是曲解马克思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政治、哲学与伦理——以MEGA2中马克思文本为基础的阅读与理解

<正>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并非始于马克思;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产生了相当一批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尝试从原则①上去理解、认识和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存在和发展。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的批判思路由哲学、法学、社会学逐渐转向政治经济学。这一方面是其自身思想发展的逻辑性结果:对异化劳动关系的实证性论证,只能从政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