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是以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核心、关于人对自然道德义务与责任的基本理论与观点，其产生与演变渗透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形成、发展、深化及完善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构建了劳动使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具有道德合理性、实践是人与自然实现主客体统一的根本手段等重要逻辑思维。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为当代正确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破解生态难题提供了新范式，开辟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新境界，指明了人类文明形态前行的正确方向，夯实了人类新发展理念的伦理基础，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创立奠定了生态价值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论现代商业经营者伦理权利原则

现代商业伦理的权利原则,是指一个商业决策要在商业活动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利益相关者的权利.首先,要满足最高权利,即在不同国别、不同传统、不同行业的全人类均应得到遵守的人类权利.其次,要因地制宜,使商业决策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商业组织与国际法

日益加深的全球化催生了"全球治理"议题,其理论和实践已显现出包括商业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性和国家利益唯一性的主张受到挑战。全球治理关注国际社会利益,而商业组织对国际社会利益的推动和实现具有重要影响。事实表明,其利益与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密切相关;通过与国家的互动,商业组织成为国际规则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为此,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应建立商业组织与国际法良性互动的机制,在充分发挥商业组织对国际法推动作用的同时,完善其社会责任的国际法规制。     

台湾地区的民间信仰及其基本特征

台湾民间信仰的发展与台湾的历史变迁息息相关,一方面它受到历史演变的影响而改变了原有的面貌,反映了台湾民俗、文化、政治等社会生态;另一方面,它也印证了台湾人民生生不息的开拓精神和奋斗历史。     

“浙江湖州·生态寺院建设”系列之三 绿色生态 创新发展 生态文明与浙江湖州生态寺院建设经验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浙江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指引下,以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和推进宗教治理法治化建设为抓手,发挥佛教生态文化特质,积极推进浙江佛教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完善,"绿色、和谐、发展"成为浙江湖州生态寺院建设的发展特点,生态寺院制度化体系的系统化标准,多措并举,和谐发展,逐渐形成了浙江"生态寺院"建设的独特经验。     

论道德治理的目标

道德治理的目标,既是道德治理理论亟须探讨的首要和中心问题之一,也是现实道德治理活动的着眼点和归宿点。道德治理的目标,往往决定着道德治理的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且对整个道德治理活动起着指导、调节、控制的作用,使整个道德治理过程不断趋近于目标并最终实现既定的治理效果。基于此,从道德治理目标的内涵出发,分析道德治理目标的层次性依据,提出道德治理的目标所具有的理想性、层次性、实践性特征,有助于依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逻辑进路对道德治理的目标问题进行相应的考察,进而对推动道德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有所裨益的启示。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北大核心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17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今后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要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岭南潮汕地区传统聚落中的生态审美文化解析

潮汕地区地处粤闽赣交界沿海地区,河网密布,传统聚落分布其中,资源丰富,在聚落环境理想、规划布局、人居技术三个层面都显现了明显的生态审美文化特征,是岭南传统文化传承延续的代表性区域。文章基于传统建筑学与美学交叉视角,探究潮汕地区的传统民居艺术,推进建筑美学在传统聚落民居方面的研究。     

《道德经》道统论生态思想研究

根植于中华沃土的道教，承传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天地人和谐共生”的思想，在其教义思想中，蕴涵着人对自然环境、生态体系、生命组织的深刻理解，对宇宙天地、山川大地的无限崇拜，对所有生命物体的至诚热爱，对人类作用地位的冷静思考，对万物共生共荣的神圣憧憬。从历代哲人深邃的天人之辨，到众多仙真洒脱的逍遥人生；     

非正式制度与流动的公共资源边界——以甘孜东部虫草与松茸采集的社区管理为例

本文以虫草及松茸采集管理为例,讨论了甘孜藏区东部两个行政村资源边界与社会边界的流动性。绒村原有大村落分割为不同行政村之后,带来行政村之间资源边界的清晰化,以及利益的分化竞争。但是历史形成的共同体情感及社区现实需要促使不同行政村重新走向实质上的融合,表现为将资源权利分解为多重层次,并实行不同的管理实践。大村落观念的维持,自然资源的重新汇聚,端赖对社区宗教体系的有效运作,以及社区精英的能动发挥。龙村无法排除外来搭便车者,表面上降低了社区直接经济收益,实际上其缘由是对历史进程和空间关系的确认,其后果是持续促进了社区之间的互惠传统。两个案例反映了在当代公共资源市场化潮流之下,产权及行政区划变革并不能消除公共自然资源的道德经济属性,少数民族社区通过对非正式制度的创造性运用,重新塑造了资源管理的可借鉴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