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生态论

宗教生态论是用文化生态学的眼光研究不同范围中宗教文化生命系统总体态势、层次结构、内外关系、动态运行的机制,考察世界三大宗教生态模式:亚伯拉罕系统的一元分化式、印度系统的一元多神蝉变式、中国的多元通和模式,说明宗教生态论的理论价值,重点阐述中国宗教良性生态的失衡与重建。     

分论坛

正11月26日,国际道教论坛举行三场分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50位道教界、学术界、环保界、商界及其他各界嘉宾围绕"道教的诚信思想和慈爱精神"、"道教的生态智慧"、"道教的养生之道"分议题,畅所欲言,深入探讨了道教及道教文化对现代社会的重要启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认同路径探析

人们在任何时代的社会实践都体现并追求着某种价值,不同民族正是在自己独特的实践中形成并凝炼本民族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居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提升中华文化凝聚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确保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冲突与整合中占据优势地位具有引领性作用。公民认同对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实现国家、社会、公民个体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让学生在倾听中成长

倾听,是一种美德,倾听,是一种习惯,倾听,更是有效学习的前提条件。在《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应培养学生倾听,表达和应对能力,使学生具有文明和谐地进行人际交流的素养。”由此可见,培养学生倾听能力的重要性。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们有责任在教学中培养孩子善于倾听的习惯,让孩子在倾听中健康、快乐地成长。     

从电视相亲节日看消费主义在电视媒体中的蔓延

电视相亲节目已经成为现今充斥电视荧屏的一类重量级的电视节目形态,作为以婚恋为题材的电视节目,既不同于以往的电视节目,也不同于现实中年轻人恋爱交往的方式。将相亲这一在中国文化中带有特定目的性和一般适用于私密场合的社交行为搬山电视荧幕,许多本应处在后台的话题被搬上前台,往往难以避免各种人性中和社会生态以往力求避免的因素的冲突。举办方电视台安排演员、编造剧情、参与者出言雷人、各种火爆话题频出,随着各类相亲节目的泛滥,表演胜过真实,各类作秀是否让以往定位于社会服务类的宗旨已经名存实亡？场由广告商和电视台联手制造的搏出位秀是。否也印证了消费主义时代赤裸裸的金钱动机蔓延     

张伯苓教育救国及以德立校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学校教育应始终坚持德育为先,将立德树人摆在工作的首位。民国初期著名中学南开学校张伯苓校长主张“教育救国”,强调以德立校,开设了修身课,注重体育道德、公民教育及培养具有示范作用的教育者,这些办学举措使南开学校声名远播,并最终形成南开精神。本文着重阐述张伯苓“教育救国”及以德立校思想,通过揭示清末民初教育宗旨的演变、南开中学办学的成功教育经验,探究出民国初期南开中学教育中所蕴含的德育思想,为现代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双流县城市河道——白河生态系统调查及治理措施研究》活动报告

一、活动背景：本次活动以“关注水资源,保护母亲河”为主题,通过组织同学们调查研究白河周边和生态情况、白河水质变化情况以及白河治污措施等活动内容为主体,积极鼓励学生投入到发现生态问题、处理生态问题的过程中来。     

高校开展公民道德建设的途径探析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国际多元文化的渗入,社会问题日益突出,部分大学生出现道德“失范”等现象,高校承担着培养社会人才的重要使命,因此,公民道德建设在高校学生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由此出发,阐述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涵,高校开展公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高校大学生目前思想道德现状,并针对现状提出了六点高校开展公民道德建设的途径。     

累积生态风险与高职生学习倦怠：消极自我图式和网络成瘾的中介作用

采用累积生态风险问卷、消极自我图式问卷、网络成瘾问卷以及学习倦怠问卷对湖南省4所高职院校的664名高职生进行调查,考察累积生态风险与高职生学习倦怠的关系以及消极自我图式、网络成瘾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高职生累积生态风险、消极自我图式、网络成瘾和学习倦怠均呈显著正相关;(2)高职生累积生态风险对学习倦怠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间接效应包括了三条路径:通过消极自我图式的中介作用、通过网络成瘾的中介作用以及通过消极自我图式和网络成瘾的链式中介作用。这一结论有助于理解累积生态风险对学习倦怠的作用机制,为降低高职生的学习倦怠提供参考建议。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并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西方环境伦理学关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等问题的争论,对我国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都产生了影响,厘清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促进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而且有利于我们建构一种能够既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又有利于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