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世与世俗

俗世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俗世的土壤中生长着真诚、善良、挚爱和梦想。在春天赏花,在夏天冲浪,在秋天收获,在冬天赏雪,四季轮回中,一切都是那么真实而自然。世俗是俗世的另一个极端,它消解崇高,扭曲浪漫,戏弄单纯,掩盖真相。世俗之人猥琐而贪婪,他们将小聪明当做大智慧,故弄玄虚,招摇撞骗。     

从生命的三维性看道教的幸福观

幸福是什么?不论是强调外在的富足,还是突出内在的自足,归根究底是对生存状态、生活质量和生命品质的肯定。就此而言,我们可以从生命的三维性来完整地把握和理解幸福:生命     

论反思性道德的向度——对杜威道德哲学的实践性解读

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以人之自然本性或者人之超验理性为其基础,而杜威却要摆脱这两者的限制,力图走第三条道路以兼顾两者的合理成分.他把人之境遇性的生活实践作为道德存在之基础,并在此之上解构反思性道德的封闭性,继而建构它与生活习俗、行为实践之间的连续性,凸显它们之间的张力性关系,如此就把反思性道德看作是一个不断开放、发展、与生活世界之间充满张力的实践过程.     

“肮脏之手”的争论与辩护

以“不可能的应该”和“必要的恶”为核心要义的“肮脏之手”历来被视为政治和道德领域的经典难题.它集对错于一身的悖论特征以及述行不一致的特征都成为批评者诟病的对象.诉诸不同道德体系评判标准的差异以及角色冲突,“肮脏之手”的合理性能够得到恰当的辩护.“肮脏之手”是“做”而非“应该”的问题,反映了道德实践中价值的异质性,需要实践智慧的引导.     

对康德德福一致至善论的反思

德福一致是中外哲人探讨的千古难题,难就难在人们希望德福一致,但又缺少证明其一致的理据.康德在分析批判以往哲学家有关德福的说法的基础上,借助于神学提出他自己的至善论的解答.反思康德的这一解答能够发现康德的至善论求助于神学的原因及其逻辑上的问题,由此可以从非神学的路径,从厘清幸福概念以及存在论和目的论的视角来解答这一难题,并揭示康德至善论的理论意义.     

试论马克思对麦金太尔美德伦理学的影响

麦金太尔主要是作为一值美德伦理学家被学者们所熟知的,很少有人关注其早期对马克思的研究,以及马克思对麦金太尔后期美德伦理学的影响.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麦金太尔思想的影响,并初步探析麦金太尔之所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转向美德伦理学研究的原因,可以得知,虽然后期麦金太尔似乎不太认同其早期相关研究,但是他的美德伦理思想实际已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尝试 ——读戴木才新著《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的传统、现实与前景》

中宣部思想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戴木才研究员的新作《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的传统、现实与前景》(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从新的视角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炼及其建构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其一,在创作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回顾历史,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该著遵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原则,按照历史、现在、未来的逻辑理路,重点对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空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理论特征、历史地位、本质区别进行了归纳梳理,对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在价值观建设问题上的严重失误和深刻教训进行了透彻分析,对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核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懈探求与伟大贡献进行了系统总结,从而为进一步凝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素材和理论基础.     

不能自制和考虑 ——亚里士多德通往明智之路

不能自制作为一种典型的"知而不行"现象是道德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行动理论,考试或推理的作用是把实践三段论中的两个要素关联起来。明智是好的考虑,而不能自制则不是好的考虑。通过对两种不能自制的诊断,亚里士多德提供了一条追寻德性之路。     

想象与形式主义的伦理学 ——以对《实践理性批判》的批判性考察为例

康德道德哲学一般被视作形式主义的伦理学,这种形式主义的特征可以从《实践理性批判》中对想象的态度得到辨明。通过考察想象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位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虽然康德明确地要求在实践理性领域中排除想象,但他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把想象从他的道德哲学体系中排除出去。据此,康德伦理学不完全是形式主义的,舍勒对他的指责只有在一般和不严格的意义上才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形式主义伦理学自身有其必要性,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特征一方面是他最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也因压抑和束缚了想象力在道德实践中的根本作用而误解了实际道德行为,否定了实践智慧。通过这一例证式的分析,我们能够表明:任何一种伦理学,若不懂得想象在道德实践中的根本作用,就都意味着致命的缺陷。而想象的这种作用又包含先验想象力的作用和经验想象力的作用两个方面。     

道德物化 ——技术物道德“调解”解析

传统技术伦理学的外在进路影响了其实践有效性的发挥,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道德物化"的思想,认为在具体情境中技术物与人共同构成复合的道德行动者,技术物也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向性和自由,能够承担起道德调解的作用,因此主张对技术物进行负载伦理价值的设计,使技术物在道德实践中发挥"行动者"的作用,对使用者的行为产生道德引导和规范作用。"道德物化"可以通过设计者的道德想象、扩展建构性技术评估和情境法得以实现。"道德物化"思想的提出超越了传统技术伦理学的二元分析框架,由外在进路转向内在进路,在技术的发展、使用及其社会嵌入过程中发挥了建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