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线飞行员危险态度测量及对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

为了探讨现代航线飞行员危险态度特点及其与驾驶安全行为的关系,采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编制了中国文化背景下航线飞行员危险态度问卷,并对中国南方航空公司257名飞行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自信、冲动性、男子气概、焦虑、服从性和风险意识等因素能解释飞行员危险态度总体变异的60.275%,同时对驾驶安全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六维结构模型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现代航线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评估的预测指标。     

团队领导行为与团队心理安全：以信任为中介变量的研究

已有的团队领导研究着重于领导行为对团队绩效的影响,而缺乏其作用机制和路径的研究。本文选取信任与团队心理安全两个变量,以142个团队为样本,对团队领导行为是否以及如何通过信任影响团队心理安全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转换型领导行为与团队心理安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显著地影响团队心理安全感;(2)信任是形成团队心理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之一;(3)信任在团队领导行为、团队心理安全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安全基地启动及其脑机制

近几年,安全基地启动已成为拓展依恋理论的重要实验方法。安全启动能够改善情绪及情绪调节策略、增进人际关系、促进自我实现和利他等。安全启动下,研究者得以考察成人依恋与母婴依恋的神经基础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该文分析了安全启动实验的不足,如生态效度和重复率不高,应用范围局限,缺乏启动效应持续性的研究等。未来的安全启动研究应突破现有实验室情境研究局限,拓展应用领域,加强对其心理机制与神经机制的探讨等。     

服务社会 传递爱心——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春节精彩服务回放

作为一个以提供专业社会服务为追求的社会团体,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在充满爱心的服务中进行爱心传递。     

骨折术后运动康复安全评定的几点体会

骨科学以运动系统疾病为对象,功能康复是骨科疾病治疗的最终目的.骨科治疗与康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骨科治疗与康复往往未能很好地结合,探索将两个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安全运动康复评定的几点体会,制定出合理的运动处方,为较大限度地提高骨折疾病的功能疗效.     

矿工不安全心理的结构和测量

该研究探讨了我国矿工群体不安全心理的状况和表现,编订与矿工职业特点相适应的不安全心理测量工具.方法:从矿工不安全心理主题入手,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结合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所获资料,并对2033名矿工进行施测,对调查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形成正式问卷.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矿工不安全心理包括安全无奈感、逆反心理、麻痹心理、临时心理四个方面;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构想模型拟合较好,问卷的信效度均达到心理测量学的要求.结论:矿工不安全心理问卷可以作为研究我国矿工不安全心理的一个有效测量工具.     

伦理病灶的癌变：“贱民”问题

从道德哲学与精神哲学角度考察马家爵事件以来的校园恶性事件,可以看出,它们既是社会事件,更是精神事件,其根源是伦理病灶的癌变,解释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性概念是"贱民"."贱民"哲学地内在于"伦理世界-生活世界-道德世界"的精神发展过程中,其癌变的精神哲学轨迹是:卑贱意识-贫民-贱民-暴民.由"卑贱意识"到"贱民"的异化,是伦理及其精神链断裂的结果;由"贱民"到"暴民"的恶变,是"伦理出局"的结果.必须在消灭极端贫困的基础上,透过"伦理安全"体系的建构和"精神援助"的实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贱民"以及由"贱民"向"暴民"恶变的精神土壤.     

安全动机在安全绩效模型中的作用：自我决定理论的视角

在日常工作中, 安全动机是员工保持安全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安全动机对安全绩效的影响虽然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但相关的实证研究缺少清晰的理论界定和有效的测量工具。本项目拟在安全绩效模型的基础上, 借鉴自我决定理论对动机的分类, 将安全动机的类型进行扩展, 并在多层次模型中探讨安全动机在变革型领导、个体特征和安全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及在中国管理背景下可能存在的边界条件。研究将结合访谈、问卷和情境实验等方法对上述变量间关系进行相关和因果关系的探讨。本项目将自我决定理论与安全绩效模型相结合, 可以为安全研究的动机理论发展做出贡献; 研究结果亦可为安全管理实践提供评价工具和有效指导。     

小儿放射检查的麻醉方法及安全性探讨

探讨用于小儿放射检查的安全、有效的麻醉方法。选择60例1岁～8岁ASAⅠ-Ⅱ级小儿,分别采用单纯氯胺酮、咪达唑仑复合氯胺酮和异丙酚复合氯胺酮3种麻醉方法。观察3种麻醉方法的效果和安全性以及不良反应,辩证地分析3种麻醉方法的优缺点,思考小儿放射检查的合适的麻醉方法。     

土地纠纷:一个宏观视角的解析

当前土地纠纷正取代税费负担成为“三农”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论题,而土地纠纷的基本动因在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整理为城市化建设提供资金,这种做法对包括粮食供给、农民就业等内容的农业安全形成潜在的影响。城市化与农业安全博弈的结果是土地征用在一定意义上的普遍化,其深层原因是当前的多种制度安排导致了农民与其他相关者的谈判能力不对称,而当前对土地纠纷的治理措施更多体现为短期的积极效应。为了追求长期效果,就应重构避免土地冲突的制度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