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

胚胎干细胞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干细胞来源的伦理争论,提出了如何看待"胚胎道德地位"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有三种观点,它们分别从生物性、理性功能以及人的潜能性来界定胚胎的道德地位。通过对三种观点的分析,本文强调坚持人的尊严原则,是推动新兴生物技术发展的核心和归宿。     

宗教的心理医治功能北大核心

李平晔在《基督宗教研究》(第5辑)上撰写文章认为,研究宗教就是研究人,就是研究人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宗教,并不只展示自己有神论的基本教义,它还以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各种形态影响世俗社会。宗教的心理医治功能是我们以前最为忽视的一种社会功能。     

价值计算决定何时与如何努力

优化努力的分配,最小化努力成本和最大化收益是各个领域的关键问题。本文梳理了基于努力的决策(effort-based decision-making)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讨论了努力的两面性：固有成本和潜在价值。通过拓展控制期望价值理论(Expected Value of Control, EVC),本研究探讨了影响努力的非社会与社会因素。探索人们何时以及如何付出努力的计算神经机制,有利于理解与促进社会互动中的努力行为,以及为干预精神疾病中动机缺失症状提供参考。     

员工被上司信任感的形成机制

员工感知到上级对自己的信任是成功建立上下级信任关系的重要前提。然而,学界和业界对员工被上司信任感的形成机制却知之甚少。符号互动理论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为深入探究员工被信任感产生的机理提供了理论视角。根据这两个理论,我们提出授权与培养这两种管理行为是影响员工被上司信任感产生的重要因素;授权与培养对员工被上司信任感影响的有效性依赖于员工的目标导向、上司的可信度以及团队焦虑水平;员工被上司信任感的产生会影响员工的忠诚与敬业奉献,影响程度受制于上司所面临的管理风险。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哲学研究的三重启示

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造成了政治哲学研究方式的窄化,而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则为探索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三重启示。就关注问题而言,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延续了近代政治哲学对权利问题的关注,而生命政治学则提示了关注权力问题之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和意义。就论证方式而言,近代政治哲学和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秉持自然论证的论证方式,而生命政治学则诉诸历史论证方式。就立论基础而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作为理性主体的个人为其基本前提,而生命政治学则关注主体的生命性特征。反思生命政治学对政治哲学研究所带来的三重启示,不仅为推动政治哲学研究突破原有视域提供了理论启示,同时也为思考构建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基本范式的、合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古希腊快乐论中的幸福悖论

在古希腊快乐论者对幸福的讨论中,至少隐含着两种类型的幸福悖论：一种是享受当下的幸福悖论,另一种则是整全计算的幸福悖论。通过分析相关文本,我们发现,幸福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幸福的现实可能性遭到了三种挑战：快乐的无限度、人生的无常和计算的复杂。要解决幸福悖论,伊壁鸠鲁哲学给出的启示是,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幸福(快乐)的限度、计算方式及其现实基础。     

课程学习经历提升青少年社会参与素养：链式中介效应

运用基于学校的研究范式,以上海市某中学为样本学校,考察社会参与特色课程学习经历对青少年社会参与素养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修学的特色课程门数（量）、情感体验（质）、公共服务动机和社会参与素养两两显著正相关;（2）情感体验和公共服务动机在课程学习数量和社会参与素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未发现基础课程成绩在链式中介中起调节作用。研究为通过加强课程情感体验进而提升青少年核心素养提供了积极启示。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怨恨”的道德哲学分析及其“精神救赎”

从道德哲学角度考察和反思近些年来伤害无辜民众的社会恶性事件,可以看出,它们既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公共安全事件,更是关涉到人的精神层面的伦理事件,其精神根源是“怨恨”。“怨”作为“自我心灵折磨”,直接导致个体的“精神沉沦”,并以“匿怨”的形式破坏着个体“正人心”的内在德性修养。由“怨”的“自我心灵折磨”向“恨”的“自我心灵毒害”的转化,使“恨”在精神中又一步步由意识透过情感态度,现实化意志行为,最终摧毁个体与伦理实体之间的精神联结。因此,要有效化解“怨恨”的分离力量,需要发挥“爱”的伦理同一性力量,即培养个体“爱的能力”。首先,应当发挥家庭以“爱”为核心的伦理教养功能;其次,需要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为培养个体以“正义感”为核心的“爱的能力”提供制度保障;最后,对德性的向善性和“爱”的伦理同一力进行“精神融合”,从而促使个体以德性的超越力量从各种人生困境和人伦矛盾中超拔出来,以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     

论科恩的平等分配观

科恩的平等分配观集中体现于他的两个分配原则之中,即平等原则与共享原则。平等原则主要体现于他的运气均等主义之中,它通过去除非选择的不利运气,来实现机会平等;共享原则主要体现于他的野营式的共同体之中,它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共同享有享受,来限制和纠正机会平等原则允许的分配结果的严重不平等,以实现分配结果的大致平等。在科恩的平等分配观中,平等原则属于正义原则,而共享原则属于仁爱原则。从分配的对等性视角看,它可能会因过多强调仁爱而显得不够完美;但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视角看,它却会因分配价值的多样化,可以促进社会资源的适宜性分配,最终实现人类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