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的生命论伦理观——以《生命的尊严》为中心

伦理本源于社会生活,伦理的基础应当是人的生命和生活。池田大作立足于人的生命尊严来阐发幸福,倡导共生的道德风气,对生命的意义给予了新的诠释。     

画出我的边界和魔法壶

很高兴能在MBA阶段选修到表达性艺术治疗这门课,因为我对心理学相关的课程一直都比较感兴趣,同时又渴望通过各种途径来了解自己和他人。通过老师为我们精心准备的八次课,我也从最初的迷茫状态慢慢开始对自己有了模糊的印象,进而能够重新认识自己,对人生有了新的认知。下面是我选取的两次课程的内容和作品,回过头来解析作画的过程和心理感悟。     

论巴特勒政治伦理中的“可生存性”概念

9·11事件后,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把学术研究重心转向政治伦理,出版多部著作探讨政治伦理问题。可生存性是贯穿于她所有著作的一个核心概念。巴特勒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角度分析这一概念,进行一系列追问:谁的生命值得哀悼?什么人的生命可以算作生命?为什么某些生命不被理解为生命?这些问题旨在揭示人类共有的易受伤害性和相互依赖性本质,为政治和伦理生活寻找规范性条件,主张非暴力的全球政治伦理。面临新冠病毒(2019-nCoV)疫情,她也借可生存性概念探讨对研制中的新冠病毒疫苗的公正分配问题。     

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这一期的“专题讨论”继续“传道人的灵修生活”这一话题。以下刊出的文章从不同方面发表了作者个人的体会或经验。可供参考。必须指出,今天我们提出加强传道人的灵修是基于这些考虑:一、合理安排事务,让传道人把精力放到传好道,牧好羊上来。促进教会健全的管理体制的建立;二、不安于现状,不为人们今天能拥入教堂而自足,如传道人不提高自己,人们的离去是必然的;三、传道人的灵修是要从繁忙的工作中不断得力,得享安息;四、传道人只有充实自己,才能冷静面对时代的各项挑战,作好时代工人。盼《天风》这次专题的刊出能引起各地同工同道的重视。     

属灵生命侍奉 演绎多彩人生——感恩山西路堂圣剧组成立五周年

天津市基督教会山西路堂圣剧组成立于2009年初,在当年的复活节即演出了第一部圣剧《浪子回家》.当时,各方面条件有限,设施都非常简陋,但上帝的恩典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没有演员,我们就在认识的弟兄姊妹中寻找,最终找到了最初的10位演员.没有剧本,我们就在网上查找改编;没有导演,我们就自行担当导演;没有服装,大家把家里的衣服拿来修饰后穿上;没有道具,大家用自筹的最简单的棍棒、桌椅、围裙等充当表演的辅助工具;没有剧务,没有音效,没有化妆师……在众多的“没有”中,我们看到了上帝的预备.     

“公共卫生”的定义分析及其伦理内涵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人类面对的疾病威胁日趋严重的背景之下,为应对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对公共卫生伦理学的探讨变得愈加必要。但如何定义“公共卫生”尚存在较多争议。旨在阐述对“公共卫生”的宽泛定义及意义,并对宽泛定义“公共卫生”所招致的三种主要批判进行分析与回应,进一步挖掘其伦理内涵与现实意义。同时也提出了对“公共卫生”持宽泛界定时值得注意并需要在未来努力解决的问题,为后疫情时代的公共治理提供有益参考。

     

我国医科类高校医学(生命)伦理学课程现状调查

为了解我国部分医科类高校医学(生命)伦理学课程的开展现状,对国内48所高校中68名从事医学(生命)伦理学教学工作的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3所高校教师人数超过4人;女性教师中学历为硕士的人数最多;32.4%的教师第一专业具备临床或医药背景;学时为32学时~36学时的高校仅1所,学分为2学分的高校也只有1所,以必修课形式开设的高校只有2所;28所高校开设了医学(生命)伦理学相关的讲座,其中2所高校年均开设次数达到5次或以上。调查显示,高校整体师资力量较薄弱、女性教师学历水平有待提高、教师知识结构较单一、课程受重视程度低、医学人文环境较差。建议扩大、优化师资结构,重树学科定位,加强医学人文建设,营造医学人文氛围。     

医学人工智能应用若干问题的哲学思考

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应用已触及众多方向,从医学影像、病理诊断、精神卫生,到康复医疗、居家健康支持等都有所进展,也引发了广泛的哲学及伦理思考。在医学哲学视角下,探讨人工智能机器道德主体地位争议、机器使用所产生的多重关系的界定,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价值判断及信任考量、数据获得性及隐私保护现状。进一步指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应用场景下,人工智能可能引起的不公平、歧视与风险责任,呼吁建立与技术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和协同治理机制。     

论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兼论道德无力症与冷漠症对医疗的影响

从“畏死的恐惧”出发重塑扎根生命的道德基础,即道德行为和“生-生”式的道德关系是人的本真需要,道德权威性的根据是人类生命共同体这一“内在永恒大我”和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需要。这拯救了道德相对主义,也使个体作为潜在的人类生命共同体而能以“与永恒相关的生命意义”推开恐惧。进而,道德行为是出于内在自由而达于实在的自由的。道德主体应具备的道德实践能力包括独立能力、通达能力和勇气。生存性境况中的原子式个体不具备道德实践能力,生命境况中的“超个体的个体”才有此能力。由此,人类道德无力症和道德冷漠症的根源是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即以原子式个体充任道德主体。它是医疗纠纷和暴力频发的原因。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关系类型辨析——基于国内外文献的考察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在逻辑上有包容论、互异论和交叉论（延续论）三种可能的类型。包容论认为,后者关注范围更广,前者作为一个部分包括在生命伦理学当中。互异论主张,两个概念在跨学科特点方面不同,生命伦理学必须通过跨学科协作,以公共性为导向,而医学伦理学较为单一,以职业性为目标。交叉论（延续论）强调,医学伦理学经历了古代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包容论与互异论过于强调二者的相同或区别,割裂了二者内在联系,片面性显而易见。交叉论（延续论）看到了二者内在逻辑,反映了本体属性,是更为合理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