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性习心理思想

能够代表汉代200余年历史进程的性习心理思想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淮南子》的“循天返朴说”、董仲舒的“性待教为善说”和王充的“性有善恶,教可异化说”。这些观点不仅在当时能够集时代之大成,就是今天,对现代心理学研究仍有启发和借鉴的价值。     

《牡丹亭》梦境描写三题

《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其中梦境描写不仅十分精彩,而且意义丰富.从剧本结构来看,它是全剧构思的枢纽,是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契机.从表现手法来看,它使人物心理得到充分展示一是展示愿望需要满足的心理过程,二是表现人物情感更真,三是揭示人物内心更深.从作家创作意图来看,它表达了作家对生命意义的关怀.一方面把走进梦境视为步入新生命,一方面把梦中自然情欲的描写作为一种自我本质力量外化的人生要求和冲动来表现,这与作者所处的时代与其主张"至情"论有关.     

论网络学术期刊

本文对学术期刊上网与网络学术期刊作出了严格的区分.认为学术期刊上网基于"转化"的思路,未能充分有效利用因特网的诸多特性,只能是过渡性的;网络学术期刊则实现了载体的革命,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以后的学术研究与交流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简要分析了网络学术期刊的结构与特性,探讨了我国目前发展网络学术期刊所面临的障碍与对策,并对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东京第四次国际生命伦理学会世界会议主题精神及学术述评

１主题精神及研讨的重点１１病人权利的讨论再度受到重视关于“病人权利是人权的一个部分”的认识已经更加理性化,很多代表都从情感上同意和接受知情同意这类原则几乎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取向和民主格局。欧美的一些代表在讨论病人自主权、推定同意有效的伦...     

论语言与思想的反思平衡

弗雷格和达米特从说者视角出发,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容器和交流的工具,因而思想是静态的。戴维森则从听者视角主张:思想作为一种倾向性的语言,乃是解释者赋予说者的命题态度内容,因而思想是动态的。据此我们进一步论证:思想是解释者在交流过程中与说者所共同建构的东西,而不是说者在说话之前的现成之物;思想不是解释者的意见,也不单是说者的意图,而是话语自身的意义;思想是说者与解释者在话语交流的互动过程中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说者的话语与解释者赋予说者的思想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调整、相互促进的反思平衡关系。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概念

<正>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有较为丰富的关于文明的论述,这些论述内在地形成了他们的唯物主义文明观的思想体系。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一词的使用情况以及相关表述来看,其中有一个潜在的思想逻辑,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刘大钧教授率团参加第五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

<正>2012年11月9日至13日,第五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在台北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台湾中华易经学会和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联合主办,两岸易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一百余人济济一堂,共襄盛举。作为本次会议的协办单位,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在刘大钧教授的率领下一行八人参加了会议,取得圆     

历史唯物主义:“改变世界”之维的社会工程哲学之思

<正>一、历史唯物主义"改变世界"之维及其根据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任何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内在地包含着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理论追求,但是只有马克思把"改变世界"作为哲学的主题,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使命。而且,这个"改变世界"之维不是在一般认识论意义上讨论"理论与实践"     

论“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规律

<正>一、"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探讨以及关于共产主义的构想中,早已具有"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深刻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站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立场,思辨地把共产主义     

超验道德与生命虚无——尼采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及其意义

尼采立足于感性生命的基础性、多元性及创新性这一生存现象学立场,把基督教超验道德解释为颓废生命的虚幻的价值表达,揭示了其否定现实生命的存在意义及其美好达成的虚无主义实质。他认为,基督教道德的禁欲主义否定了人的本真感性及其升华的意义,本质上是颓废者对生命中障碍痛苦、厌倦无聊等必然感受的一种消极逃避;其同情主义尊崇病态而虚弱的生命,遏制了独立自强、竞取超越等创新品质的积极生成;其灵魂平等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否定了类的发展所需要的争高竞长及由此形成的等级分层的存在价值。尼采的批判坚持从"生命本身"出发理解和建构道德,废除了绝对化的超验视角和尺度,高扬了本真的个性化创新生存的美好意义;其局限在于没有看到人的工具性生产和互主体性交往对道德的深刻影响,忽略了休戚与共、平等互助等协调性道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