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元到二分:寻找比较思维研究的新路向

西方学者在二元对立框架内研究中国传统思维,造成中西文化对立,极大影响着中国学者的学术判断.中国传统思维研究应该突破西方二元对立框架,引入第三方思维形式,将二元对立思维作为人类二分思维的一种形式.在此前提下,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人类思维特质,以达到不同文化间平等对话交流的目的.     

探寻“城市之善”——“伦理视阈下的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城市是承载人们美好生活的空间,生活之好与城市之善正相关。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为深入学习和贯彻《规划》精神,为美好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支撑,2014年10月25-26日,由中国伦理学会、北     

本溪清真寺礼拜殿重建落成

本溪清真寺礼拜殿重建落成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４日，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清真寺为新建礼拜殿举礼落成典礼。是日，寺内彩旗飘舞，欢声笑语，一片节日气氛。全市穆斯林早早来到清真寺参加这一隆重的庆典。溪湖区清寺始建于清道年间，经过多年的风雨剥蚀，加之文革期间遭到严重...     

政策协商原则及实施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主理论呈现出一种"协商民主转向"的趋势。从实践和运作的层次看,协商民主可分为宏观层面的政治协商、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微观层面的社会协商。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与世界几乎保持同步,而协商民主的中国实践在国家制度层面、政府政策层面、基层社会治理层面都有开展。本文集中论述政策协商的主体、范围、程序和效力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旨在明晰政策协商的参与人群主体、协商的内容、协商开展和运行的过程和程序、协商的落实和实施环节,说明政策协商的改进应该将协商民主原则引入政府决策、执行、反馈和评估的各个环节,建设协商主体明确、协商内容清晰、协商程序法定、协商效力切实的政策协商民主机制。本文认为,政策协商有助于推进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如果进展良好,能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产生延展性影响——在宏观层面有助于形成国家层面的民主建设的良好的基础条件和氛围;在微观层面有助于一个现代社会的成长,塑造现代公民,培育公民文化。     

论亚里士多德建构身体主体观的基本理路

自希腊进入古典时代起,西方哲学中的主体概念已经与人具有特殊关联,相关论述则涉及到身心关系。大多数哲学家都倡导精神主体观,把身体当作灵魂的容纳者,但这种假说牵连出一个逻辑问题:与身体结合后,灵魂被后者涵括,无法直接参与外部运动,必须通过身体来实现自己的部分主体性。恰是根据这个逻辑,亚里士多德提出:既然外部运动的承担者只能是身体,那么身体就不可能是纯粹被动之物;至少在感觉-运动层面,它具有不可忽略的主体性;在《灵魂论》和《形而上学》等专著中,他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身体主体观。虽然他最终没有超越二元论,但相关言说还是为身体的复兴埋下了伏笔。     

黑格尔论自欺

黑格尔将集体主体描绘为:它从事着一种实践的、有目的的筹划、从事着为了完全的自我理解而跨时代的斗争。在那种尝试中,集体主体被其自我意识的一致性之中的一系列不一致性所驱动向前。这些断裂是实践矛盾的体现。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发现动机的现实性。正是在这种实施中,自欺这种断裂才会显示自身。     

贝叶斯推理的三重加工心智模型

自二十世纪60年代Edwards首次用实验研究人类推理是否遵循贝叶斯规则以来,国内外贝叶斯推理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困境:对影响贝叶斯推理的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研究未成体系,解释理论莫衷一是。未来的研究应该重新审视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系统整合和多角度分析影响贝叶斯推理的因素,尝试以三重加工心智模型解释人类贝叶斯推理行为,并对以往的解释理论进行融合,从而更好地揭示人类不确定性决策的本质。     

解读70多年前摄于临夏的一张老照片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的穆斯林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历史传统,他们与祖国母亲共命运、同甘苦,在历史上饱经沧桑,与中国主体民族休戚与共,在关键时刻一起甘愿面临生死荣辱的危难考验。笔者在研究中国穆斯林历史和文化时,深深为他们的强烈爱国主义热情所感动。作为访问学者,笔者有幸在世界最高学府之一的哈佛大学做项目课题。     

视角转换中的社会可靠主义

<正>可靠主义(reliabilism)是当代知识论的常见策略。它强调信念形成过程、方法或心理能力、心理机制等要素的利真性(truth-conduciveness),试图根据过程的"利真性"来解释知识与确证,并由过程可靠论扩展为"可靠标识的理论"。传统过程可靠论中的认识主体基本未涉及社会性,只强调理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新型劳动及其现代意蕴——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经济哲学思考

<正>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引起劳动方式的新的变革,使人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人的劳动性质和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如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所预见的:由于自动化生产的实现,"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页)这说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生产的实现,必然使机器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并且越先进的机器越能代替人的劳动的更大部分,从而把人置于直接生产过程的旁边,以生产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