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结构到资本逻辑的结构化——反思关于马克思思想之研究模式的主导逻辑

自第二国际时代以来,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在主导逻辑上经历了两次重要转换:一是上个世纪20年代以卢卡奇等为标志的从传统的经济决定论构架转向以主体-客体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构架,这一研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内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得到回应;二是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关于人与结构的逻辑论争中,以主体-客体为核心的历史辩证     

让音乐欣赏教学散发魅力的芳香

音乐欣赏,顾名思义,是欣赏者通过听觉对音乐进行聆听,并从中获得美的享受、精神的愉悦和理性满足的活动。音乐欣赏是一种最直接、最具体的审美教育活动。美国音乐学家默塞尔说:音乐欣赏在一定意义上是音乐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作曲家和演奏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音乐欣赏教学在音乐学习领域中的作用尤为重要。音乐欣赏教学可以培养学生聆听音乐的好习惯,逐步积累鉴赏音乐的经验,为学生终身学习和享受音乐奠定基础。传统的欣赏教学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及能力培养,越来越不受师生欢迎。教学中尝试新的教学策略,辅之以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手段,让学生在欣赏中感受作品的意境,享受参与音乐带来的快乐,可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与空间的脱域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时指出,资本就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限制;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资本的这种脱域性的深层原因来自资本的内在否定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     

公民参与政府管理的主体意识培养

各级政府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公民参与作为其一项重要的参政议政方式而备受推崇,但是,许多地方政府管理过程中公民参与并不广泛,作用不明显,究其主要原因,公民的主体意识不到位,需要进一步的培养和加强。     

对创新基层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几点思考——以上海市郊为例

创新和优化基层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总体目标是实现三个化,即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重心基层化和政、社合作常态化。创新和优化基层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总体目标是实现三个化,即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重心基层化和政、社合作常态化。管理主体多元化就是要改变政府宗教工作部门对宗教事务大包大揽的现状,把一部分职能分解给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一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     

论人类中心论的本质——关于生态伦理学论争的一个反思

生态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论是一个价值论命题,它与人类沙文主义没有本质区别.人类中心论通常以维护人类利益特别是其长远整体利益自居,以此作为自己的本质,但"维护人类利益"并不是人类中心论的特质,这是它与非人类中心论的共通之处.两者的本质区别并不是由"对人类单方面利益的态度"所决定的,而是由它们对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的解答所决定的.人类中心论认为人是唯一价值主体,其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绝对主体主义.     

造物宏恩包罗万象，救赎妙道直贯古今——绵竹市基督教福音堂简介

大门两侧醒目的一副对联“造物宏恩包罗万象,救赎妙道直贯古今”。教堂的主体结构是中国特色的“穿窦式”木制结构,8根布局和谐的黑色大圆柱分布在大厅两排。每一瓦片上都印有一只展翅翱翔的鹰,预示着教会“如鹰展翅上腾”,圣台上方是“神爱世人”的匾额。教堂的墙体配有彩色玻璃镶嵌的花窗,     

寻求儒家思想形而上的价值依据--《易传》儒道结合的政治思想

本文对<易传>之成书及学派归属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后,从人类社会演进图式与"三材之道"、<易传>与理想人格塑造、<易传>与主体价值的实现三个层面对<易传>儒道结合的政治思想特征做了深入剖析,指出<易传>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观,在吸收和借鉴道家思想及阴阳家思想的基础上,把它们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在更高层次上建构了儒家的天道观和人道观,从而达到为儒家思想寻求形而上价值依据的目的.     

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

政治伦理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政治正当性及其操作规范和方法论的价值哲学。时政治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导向、规范和终极价值关怀的意义。政治的正当性在于谋取人类“优良的生活”。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具有优先性。围绕政治的正当性问题而展开的人类政治的价值选择和伦理结构是政治伦理的主体内容。人类生活在由政治支撑着的社会框架中,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伦理、政治组织伦理以及政治行为主体伦理,是现代政治伦理构成的基本框架。     

弗洛伊德式主体的发生、结构与伦理地位

作为弗洛伊德晚年最重要的文本之一,《（自）我与它》（Das Ich und das Es）既是弗洛伊德对其理论发展的深化与总结,也是对精神分析理论创立以来所面对的临床难题的反思与回应。然而,由于从英译本转译且尤其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缺乏确切把握等原因,汉语学界长期以来都以“本我—自我—超我”的所谓“三我”结构来概括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构建的精神装置模型,因而错失了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所呈现的（自）我与作为构成（自）我之基础的“非我”即“它”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效应,进而也错失了洞见弗洛伊德式主体的发生、结构与伦理地位的重要契机。结合拉康对弗洛伊德“它曾在处,我应生成”（Wo Es war,soll Ich werden）的解读,有理由认为弗洛伊德已经揭示了在布伯式的“我—你”关系或列维纳斯式的“我—他”关系之先,对作为主体的“（自）我”具有更加原本的存在奠基作用以及伦理意谓的“我—它”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创造性重构对于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