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小我融入大我:适恰自尊的积极心理学意义

本研究基于本土自尊理论,将建立在适度恰当满足大小我需要基础上的自尊称为“适恰自尊”,并从个体,人际与集体三个层面揭示其积极心理学意义。结果发现：（1）在个体层面,适恰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2）在人际层面,适恰自尊会放大来自他人（即父母）适恰自尊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3）在集体层面,大学新生的适恰自尊与大我自尊显著正相关,并有利于大学新生在入学一年内通过逐步建立大我自尊和小我自尊满足多重基本心理需要。本研究通过揭示中国人理想型自尊的内涵和机制,将会助力中国人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社会心态的建立与提升。     

特征觉察器与康德的先验形式

康德主张对象必须符合主体的认识条件,即与特定的形式相符合,这与认知心理学上的特征觉察器相一致。特征觉察器是对特定的刺激物作出特定反应的高级神经元组织。康德的先验形式的问题可以用特征觉察器和特征捆绑等神经组织和神经过程来解释。特征觉察器可为审美先验形式提供生理心理基础,也可以使康德美学的主客之争得到相对缓解。     

宋金元人论管仲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的事功和政治经济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至宋金元三朝,管仲和《管子》仍然对社会政治以及士人的思想行为发生重要影响。宋代主张革新、务实尚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志士仁人多崇尚管仲尊王攘夷的事功,尊之为贤相能臣的楷模,赞许孔子对管仲“如其仁”的评论。空谈心性的宋儒既讥讽管仲“器小”,也贬低管仲的事功,孟子对管仲的评判影响了这类宋儒。金元人尊崇管仲合诸侯匡天下的事功,尊其为贤臣之首,对管仲的所谓“器小”几无苛责。金元汉儒多讳言管仲攘夷平戎的功绩。     

王船山于程朱对《正蒙》“清虚一大”诘难之驳正

二程以“清虚一大”批判张载《正蒙》之天道观,朱子承接并发展了二程的观点。程朱范式下对“清虚一大”之批判主要有三个向度：认为道体须赅括清浊、虚实,而张载以“清虚一大”言道体则多有偏滞;作为形而上的道体不应以具体性状而言之,因此“清虚一大”是形而下者;“清虚一大”有堕入异端的危险。船山对此一一回应：“清虚一大”是通过清浊、虚实之对立以言道体,因而是圆满自足的;形而上者并非程朱所言的无形之物,而是实有其体,又是实有其用;张载之言是对《周易》的阐发,并未脱离儒家传统,不可以异端言之。程朱与船山处于不同的学术背景下对“清虚一大”之判释看似截然不同,实则都是在为儒学正本清源,程朱之批判是基于撇清儒学与异端之界限的立场,船山的回应则基于将儒学重新拉回到关注现实的立场,船山的回应具有鲜明的实学倾向。     

姜太公首封地新考--论营丘之营即荥亦即荣

营丘地理定位问题是解决姜齐建国历史的关键，战国至汉代人们惑于临淄城的历史与繁华，遂将营丘与之接凑，混淆了历史，致使太公封齐事与周初史实相抵牾。金文资料显示殷周之际，营、荥、荣皆源为一字，其最早地望在荥，据史料我们考证了太公与荥的关系；我们又印证了金文中“荣”器即太公家族之器，为西周早期历史与齐国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线索。     

西周陶簋所见筮数、图象考释

2002年在洛阳唐城花园发掘一批西周墓葬,其中一座编号C3M434墓葬中出土的仿铜陶簋内壁腹部刻筮数、刻划符号和图画,本文对其中的筮数与图画进行考释,结果表明筮数与图画存在对应关系,图画所表现的就是筮数之"象".这是早期<周易>"数"、"象"关系的重要发现.今本<周易·系辞下>"制器尚象"章由此可以得到确认,可证其并非后人伪造.     

商周农具问题浅识

商周是我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但铜农具还不多见。石、蚌、骨农具,尤其是蚌制农具(镰)和铜、木农具一起组成了商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具体系,保障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商代虽使用铜农具,但铜农具数量还十分有限,还不足以引起生产力的重大变化,商周青铜农具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制造技术方面,特别是带銎农具的铸造,为后世金属工具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方向。而大量青铜手工工具的使用为加工得力的木质农具提供了便利,这也是青铜时代给农业生产带来的便利。     

伍守阳内丹三要论

药物、鼎器和火候被称为内丹三要,历来丹家对此虽多有论述,但皆详一而略一,且语多用喻.明代后期著名内丹家伍守阳的内丹三要论既继承前人,又发前人之未发,语言通俗易懂,内容详尽,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伍守内丹三要论的分析介绍,有助于人们对内丹三要思想的了解.     

《周易·姤卦》“金柅”考辨

《周易.姤卦》中有"金柅"一词,对于"柅"究竟是何物,前人主要有两种说法:王肃等人认为是织绩器;马融认为是车马器,是在车下阻止车轮转动的"止车木"。通过对《周易》经文的考察,我们认为"柅"虽然属于车马器,但并非是"止车木"。结合考古材料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周易.姤卦》中的"柅"就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弭",也就是考古中发现的青铜弓形器。王肃等人以"柅"为织绩器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织绩器的"柅"与作为车马器的"柅"在语源上有相通之处。     

重铸君子人格 推动移风易俗

重建道德中国,推动移风易俗,必须造就大批新时代的君子去参与去带领。君子文化曾长期被冷落,而今又逐渐升温,其顽强生命力来源于:一是合情合理,二是文明需要。志愿者队伍的壮大滋养着君子群体。君子与小人的主要差别,一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又是动态的可以转化的。梁启超有《论君子》之作。今日新的君子之论把君子道德人格概括为"六有":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我们要突破"君子不器"的局限,改曰"君子能器",呼唤各行各业都有大批君子出来肩负重任。全国道德模范的不断涌现,山东威海倡导"君子之风,美德威海"的成绩,都增强了我们重建礼义之邦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