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经营与社会变迁——以台北市碧山岩开漳圣王庙为例

台北市内湖区的碧山岩开漳圣王庙地处偏僻,但由于神迹显赫,信众广大,捐募容易,由善信捐助,再加上"点光明灯、文昌灯、解厄灯"等活动,让碧山岩成为台北东区的大庙。     

离别的筵席 最后的晚餐

千里终须别,曲终人须散,天下筵席无不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再没有比离别更令人无奈和伤怀的事情了。吃饭,是人最基本最寻常的行为。通过吃饭,可以看到一个人最直接最真实的一面。咀     

“源原之辨”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思考

重提"源原之辨"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目前在研究传统文化中出现的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应做到优秀传统文化("源")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时代要求("原")相整合。研究传统文化,就应该敬畏传统,与传统进行平等对话,而不是像有些学者那样,简单地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作一一对应的研究。     

初冬之暖

初雪 我所在的小兴安岭,今年的第一场雪算是姗姗来迟了。早起,拉开窗帘,见外面大雪纷飞,乱乱的扑在玻璃上。于是心生欢喜,急急出门。漫天密密麻麻,雪花攒簇而来,触地即融,而那些尚未落尽叶片的树上,则挂了茸茸一层。     

观妙——圆融观法与“妙生万物”的思想方向

妙有微妙至极、不可思议、圆融无碍等义,观妙即原初生活领悟。妙之究竟义在于圆融无碍,即于一切事情而观其“无分别相”,观“物”即“无”。在如何“观妙”的思想方法问题上,藉由天台佛学“妙”论的启示,引出“绝待”观妙的圆融思想;“圆融”又蕴涵了“相即”,“绝待”之“即”方是“圆即”,这需要通由从“分别心”到“无分别智”的“观法之切转”透显,观法切转无转相。通由圆融存在观法,转出“妙生万物”的思想方向,不舍于物而“即物”以“妙物”,在生活的相续中不断成就个体的自由与事物的自如。     

听障儿童错误信念理解与谎言理解的关系：情绪理解的调节作用

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讨听障儿童自我/他人错误信念理解与谎言理解各层面的关系,以及情绪理解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方法：实验一采用错误信念理解和谎言理解来探讨自我/他人错误信念理解与谎言理解各层面的关系。实验二增加了情绪理解任务,并探讨情绪理解在错误信念理解和谎言理解之间的背后机制。结果：(1)听障儿童他人错误信念理解、谎言意图理解的正确率显著不如典型发展儿童,且他人错误信念理解越好,越容易进行真假信息辨别和谎言意图理解;(2)典型发展儿童自我/他人错误信念理解越准确,谎言意图理解越好：(3)当听障儿童情绪理解得分较高时,自我/他人错误信念理解对谎言行为判断具有正向预测作用;(4)典型发展儿童情绪理解得分较高时,自我错误信念对真假信息辨别有正向预测作用,他人错误信念理解对谎言行为判断、真假信息辨别有正向预测作用。结论：这些研究结果不仅表明听障儿童他人错误信念理解对谎言理解具有解释作用,而且推动高情绪理解在谎言理解中的促进作用,以及表明高情绪理解对错误信念理解与谎言理解中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学龄儿童的规范理解与利他惩罚的关系：从描述性到指令性倾向

研究通过有第三方的信任博弈考察6～11岁中国儿童的规范理解与利他惩罚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6～11岁儿童对描述性规范的理解如果达到成人理解的标准,就更有可能做出利他惩罚;（2）不同规范理解与利他惩罚的关系受到年龄的调节作用,即在6～8岁儿童中,描述性规范理解可预测利他惩罚;而在9～11岁儿童中,指令性规范理解可预测利他惩罚。这提示学龄儿童的规范理解与利他惩罚之间关系的形成过程可能存在从描述性向指令性的转变倾向,与社会规范的习得过程和形成过程或有共通之处。     

郑玄“转纬为说”考

郑玄在注释群经时,往往称引谶纬,且常有转"纬"为"说"的现象。后人因误读《礼记正义》所引《郑志》,多信从汉末禁绝谶纬之说,并将其归因为党锢之祸。此说实乃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所创,并无实据。郑玄在遭党锢之祸时未曾噤口不言谶纬之名,在党锢之祸后也没有停用"说"这一指称。据此可证所谓转"纬"为"说"与党锢之祸无关。郑玄十分重视以谶纬解经,将其视为经注之一种,加之汉儒行文过程中指称经注十分随意,故常以"说"代称谶纬。     

论《易·彖传》所揭“时”、“时义”、“时用”三者内涵实乃六十四卦卦义通例

《易·彖传》说《颐》、《大过》等十二卦时,分别用到"时"、"时义"、"时用"三个概念,此三者内涵实可作为六十四卦卦义之通例。若详绎此《周易》"大时之义",对认识儒学《易》理乃至全部儒学思想体系,意义所关至大。     

以佛摄儒与佛法淑世——欧阳竟无应世方法论浅释

欧阳竟无的儒佛融摄,是以唯识学为主的纯粹佛教与原始儒学的融合,有别于传统思想中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与以宋明理学为主的儒学之辨的融合。同时,他的儒佛融合,带有鲜明的以儒学为佛学应世之学的特色。其方法论是,严格限定儒学和佛学的内容,从而从学理上探讨两者的内在理路的融摄。他批判了以天台华严禅宗净土为主流的中国化佛教,简别了大乘起信论为主的中国佛教经典,重构了内学;他批判了宋明理学为主流的儒家,批判避谈寂灭本体的儒学,也批判了刚刚兴起的新儒学,重构了儒家。进而,他主张以三智三渐次为具体的方法,将儒学和佛学作深入地融合。他的儒佛融合思想,对当时的思想精英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其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