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幼儿嗅、味、动、触摸感觉道记忆的研究

记忆在幼儿心理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幼儿知识的掌握,语言的学习,技巧的培养,以至个性的形成,都与记忆活动密切联系。国内外关于幼儿记忆的研究,主要限于有意与无意识记,机械与意义识记,形象与语词记忆等方面,很少从不同感觉道输入信息来进行比较。有的实验虽然涉及到不同感觉道的记忆,但被试者都是7岁以上的儿童,如斯梅德利(Smedley)和三岛、横尾等人的研究。为了全面了解幼儿的记忆发展水平,我们设计了关于幼儿不同感觉道记忆的实验研究,试图通过对幼儿各个感觉道输入信息来全面测查幼儿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动觉和触摸党的记忆水平,了解其发展规律及特点,以便为幼儿记忆的理论研究提供实验数据,为幼儿教育提供心理学依据。     

论神学解释学思路中的“上帝的眷顾”信理

神学解释学是理解中华文化处境里上帝圣言之有效路径。中国教会正在进行的神学思想建设从这样的思的层面来看，又是一项关于如何理解上帝圣言这一话语事件的历史性事业。因此，神学思想建设最基本的认知就表现为对话语事件的语言学理解和言说式解释。在这种基本的解释学层面里，丁光训主教提出的神学思想建设其前设性导向的确立就必将首先关涉到作为基督信仰本质的基本信理，如“三位一体”和“上帝的眷顾”等。     

科斯戈尔德能动性理论的双重思想脉络——康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

克里斯汀?科斯戈尔德的能动性理论中,包含了对康德道德哲学和柏拉图灵魂学说的双重运用.其主要特点是论证了行动者根据规范性机制来构建自我.这个思路的洞见在于确立了规范性内在于人的能动性结构,道德动机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要求.但不足之处在于过分简化了柏拉图灵魂学说,把理性的作用仅限定为评估身体欲望,一方面忽视了理性欲望及其对人的引导,另一方面忽视了人的修养和进步.这两个问题导致其理论无法涵盖对于行动者来说非常重要的历时性维度.但是,在此基础上,把时间性引入能动者的自我构建,能够发展出人生作为整体的历时统一性.历时统一性要求层次更丰富的规范性,体现出能动者的个体性.构建历时统一性,也是探求使得共时统一性成为可能的心理条件.     

元代畏兀儿高僧必兰纳识理考

必兰纳识理是元代畏兀儿佛教高僧和佛经翻译家。他通晓畏兀儿、蒙古、汉语、藏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具有深厚的佛学造诣，用蒙古语翻译了七部佛经，对元朝佛教文化的承传与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入仕三十多年，历经元朝中期的六位皇帝，被元廷尊为“三藏国师”，在佛教界声名显赫，对元代藏传佛教的发展及佛经的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当前人间佛教发展的若干问题之反思

佛教的中国化不应被片面地理解,佛教的根本宗旨和根本精神不应在人间佛教的推展中被忽视。在当前有关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中,与契机性的被强调相比,其契理性似乎略显不足。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贯彻太虚法师当年提出的契理契机原则,是人间佛教在当前和未来所面临的极为重要的课题。     

从“自性”走向精神生命的“自由”与“平等”——庄子哲学理路解析

万事万物各具其理,其本原又与天地同归一气,气绵延统贯于万象,道承载于“天地之气”,“道体”亦即内在于主体的故有本性、规律。万事万物的本体自性俱足,无须孜孜向外求道,只需求诸于内。“自性”即主体自我反省时的迥然一念明觉,自性呈露既是“天道”,又是独具的“生成之理”,是“道”与“理”的统合。万物但能清虚自守,复归自性,“万物一体”之“道”即如如显现。纵然天地间万事万物各有所待,但当境自足,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万象归复自性,又实则趋向于“道”的秩序井然的宇宙论模态与本体论体系。由自我本性之朗现,人之自性与物之自性和谐感应,故凡天下之物皆无不好,意见皆无不对,而得出万物齐同平等,主体精神生命“自由”实现的圆融哲学理路。     

民国时期都市美人图中的理与欲

民国时期的都市美人图重塑了传统美人的形象,由过去女性含蓄内敛的形象流向于丰腴妩媚与健康自信。它不只是都市风情的浮华倩影,同时也浸染着民众享乐的性情欲望和道德观念。都市美人图的出现,形成了与之相关的价值取向的争论。由于它处于中西文化碰撞的特殊时期,其作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载体,不可避免地成为隐性消费的对象,并具有商业性和艺术性的双重审美取向,而如何从中协调共存,如何在雅俗共赏之时重新阐述都市美人图中理与欲的辩证关系,乃是本文探究的主题。     

中国哲学的至尊范畴——漫评《理》

张立文主编的《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对中国哲学的至尊范畴分十章作出纵贯的优异探索。绪论似推广唐君毅“理”之六义说,释理为九义:由治理引申而成的规律、礼义、名理(逻辑)、无或有(玄理)、空(佛)理、天(实)理、心、气、公理,指出理范畴具备包容性、动态性、多样性,修正了“道动理静”的偏见。“理”,常作动词,如明代潮阳萧与成(宗乐)《萧太史铁峰集·赠邑侯邬前郊先生》以医喻政道:“良医者,岂推攻击之药不敢妄投,虽补助之药不敢多用,惧夫助长之为害也。惟以中和之剂,徐而理之,积累渐渍,以滋养其血气,而潜消夫邪气,使病者以渐而入于安乐之域而不自觉,惟民亦然。”     

黑格尔的绝对知识与历史理性

黑格尔哲学声称把握绝对知识,但又承认哲学不外是以思想把握时代,哲学家也不能超越所处身的独特历史条件。为了尝试疏解这个表面冲突,可将作为黑格尔的系统基础的《逻辑学》视为一套庞大的范畴体系;分析康德的范畴论及其理论预设,则有助于显示黑格尔理论的独特之处。有别于其他理性主义者,黑格尔不接受有任何先验而终极的原则可用来建立哲学系统和完整的范畴论,而是认为只能在具体的哲学史发展中把握概念,然后整理出一个系统。因此,哲学只能回顾思想和历史的发展,把握当下的时代精神,这种历史理性才是把握绝对知识的正途。通过理性的历史条件来理解黑格尔的绝对性概念,黑格尔哲学可重新被解释为一种开放的和需要不断更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从《童溪易传》看王宗传的政治哲学观

王宗传以心解《易》,提出人之“扩然大公”之心是万物存在的价值根基,圣人之心是人之“扩然大公”之心的典范,与天地生物之心具有相同的功能.因此在政治上提倡圣贤执政,而圣贤的执政方式便是以其本心化成天下、教化万民,使万民各遂其性.化成天下意味着一种普遍性,这与现实的有限性存在矛盾,因此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南宋与敌对外族的关系:二是如何理解朝代与朝代之间更替的断裂性和化成天下的延续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氏理论既包容于整体上的宋代政治哲学,又体现出它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