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气论》对佛教缘起论的融会

本文通过对唐代具有代表性的道典<元气论>的分析,参照<道教义枢>的相关论述,揭示了道教在吸收消化佛教思想过程中的变化及特点.认为佛教的中国化是道教消化解构佛教与佛教老庄化整体互动的结果.佛道教之间的相互吸收借鉴,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董仲舒"极理以尽情性之宜"的理欲观

董仲舒提出了一个“极理以尽情性之宜”的理欲观。他主张通过彻底贯彻三纲五常和法制以致情欲于“中和”之境 ,实现理与欲的统一 ,并从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和合为一的“真”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本体方面的论证。董仲舒的理欲观既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又存在着严重的理论错误和缺陷。     

《三十六计》的变理心理及其管理定位

《三十六计》是“中华管理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它更能凸显“中华管理智慧”的比较优势。本文主要关注《三十六计》对道家精髓的吸纳问题,拟从四大变理心理思想的角度对其进行离析与提炼,并略论其管理价值。     

轻重关系是《管子》治国理政的辩证法核心

《管子》是一部治国理政的经典著作,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包括人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动力性、矛盾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认识的辩证性,其中轻重关系是治国理政的辩证法核心。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轻重关系的研究对象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并在这些方面有广泛的运用。轻重关系的内涵是人和事物之间及其内部的对立面的统一生成变化,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先王因其参而慎所入所出。不过,轻重关系在封建时代也具有阶级性和局限性。     

《大学》“亲民”与“新民”辨说

在历来关于《大学》之亲民与新民的争论中,朱王两家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朱子改亲为新的主要动机在于适应将《大学》义理理学化的需要,但其对于经文的诠释并不符合《大学》文本的思想内容;王阳明主张恢复《大学》古本而复新为亲,突出了亲民的实践品格,更为贴近《大学》文本的原意,却忽视了《大学》古本中客观存在的新民问题。本文主张跳出宋明理学的思维模式,直接返回到《大学》思想的古代源头去探寻新民与亲民的本来意蕴,并对于新民的内涵做出了新的解释。笔者通过考察《尚书》、《诗经》和《孟子》中的相关文献,发现在原始儒家的思想语境中,所谓新民是相对于新命而言,是新朝子民之意,并不具有性理学的意义。它作为上古思想的遗存被纳入到《大学》内圣外王新的思想体系中,但在《大学》新的思想脉络中,早期儒家经典中关于亲民、新命、新民三者关系的思想线索却变得黯而不彰了,于是导致了后来的种种不同解读,唯有回到亲民和新民思想的发源处,才能真正搞清它们自身的涵义,进而理清二者关系的本来面目。     

朱熹政治哲学略论

以南宋政治面貌为背景,朱熹提出了以兰代文化价值理念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希冀建立一个既有上下之秩序,又有整体之和谐的国家。他以天理为最高准绳,要求君主和臣下顺应天理,各尽其职,上下互动。力求达到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和谐有序。朱熹把这种政治理念,扩大到宇宙万物的普遍性加以说明,确立了一个理一分殊的本体论体系,在此之下朱熹从易学阴阳对待、交易往来的角度对事物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作出了理论说明。     

易理与佛理本无二致——论《周易禅解》的思想创新

明末高僧(?)益智旭,通过对《周易》经传文本的禅学解释,在理解易佛关系问题上勇于创新,比较系统地构建了独特的禅易相通思想理论．本文以《周易禅解》文本内容为依据,结合《灵峰宗论》中与易学相关的内容,从“易即易理贯彻始终”、“易理即自心之易理”、“易理即无住之佛理”等方面深入分析,揭示出“易理与佛理本无二致”是智旭的一大创新思想。     

对康德的相容论内涵的再思考

康德断言,人的意志自由与其经验性活动的必然性是相容的。学界对康德的相容论作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争论双方分别站在本体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立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并不断有新的代表和观点出现,而主观主义的解释成为了更为流行的解释。本文首先对康德的理性、行为、品格、意向等相关性概念进行分析,说明它们的对象都有本体和现象两个层面,梳理了理知的品格与经验性的品格的微妙关系,继而介绍和讨论相关学界争论中的重要观点与论证,最终说明,本体主义的理解,而不是主观主义的理解,才真正契合康德的相容论。主观主义解释尤其难以说明,理知的品格和经验性的品格如何统一于同一个主体,而前者又构成了后者的根据。这种解释通过理性本体与理知的品格不能被用于解释行为,来说明理性与理知的品格并无规定行为的力量,这也是不充分的。     

论唯识宗佛性思想的特征——识体理体与生佛两界

本文对唐代法相唯识宗佛性思想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以种子之种类及其存在情状分析,划定众生的类别,界定众生成佛的可能性是唐代唯识学的一大创见,以无漏种子界定佛性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本文在以上分析的基点上,分析了“一分无性”说成立的理据:其一、以种子说判定种姓之别;二、倡理佛性,行佛性之分;其三,其根本处在于将众生之心性与真如理体的二分,而心之本性,本体内蕴藏的有漏种子则成为二者联结的中介。     

陆九渊《春秋》“讲义”的经学思辨

不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六经”及其“注”本身都是不可或缺的主题。陆九渊积极评价唐代《春秋》学的发展,要求区分实理与行事,“知本”明理是治学的根本所在。“先立乎其大”的“大”并不与心划等号,它其实是指心中所具之理。陆九渊《春秋讲义》的中心在“讲”义。义或礼义作为“中国”的标志,体现了华夏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实理实说”,孔子修《春秋》是包括匡扶正义的霸业在内的。但在华夏内部,则重在君臣大义与维护它的礼制制度。陆九渊不满于汉儒天人感应论走向歧途的牵强附会,但更在意人们对天人感应神圣性的疏忽和懈怠。他要求从宇宙论的根源去看待灾异,而这根源实乃发明圣人之心而来,最后则落实到君王救助灾异的主体职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