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中的“理”

“理”这一语词被思想话语所重视是发生于魏晋时期的事件,但当时仅作为一种“虚位”的语言形式,而非内涵明确的“定名”。《人物志》单辟《才理》篇构建起才质与“理”的对待关系,在统称四种差异之理时将“理”提升为一个与“道”内在相关的语词。这种倾向在王弼那里更为明显：“理”与“道”相类,指向了无形无名的统一者,同时“理”也被用来指称有畛有名者的“自己而然”,这一语词刻画了“道”“物”一体关系的两个维度。郭象将性分的根源、主客冥合的自然状态归结为“至理”。“至理”指称了一种无法被彻底消融掉的根据性,这一定程度上促使我们对“自生独化”这一郭象哲学的究竟结论进行反思。以“知之所不知”的无限客体作为有限者“不得有穷”的背景,郭象揭示出有限者自生独化充分实现的“自得”,应是其哲学的最终指向。     

论周敦颐《通书》之“神”——以朱子、牟宗三为中心的讨论

前贤未充分注意和深入研究《通书》之“神”及朱注、牟宗三的评论。周敦颐的《通书》明确以“神”为与“物”相对的形上存在,同时又有遍在性、微妙性、活动性。以“理”来诠释《通书》之“神”,是朱子注的重要特点。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存有不活动的“但理”,以这样的“理”论“神”,失落了《通书》之“神”本有的灵妙性。牟宗三对朱子之理的认识有其片面性,但他对《通书》之“神”内涵的揭示有其思想的深刻性,不失为一种富有新意的创造性阐释。牟宗三把诚体、神体、理体、心体贯通为一,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生生不息的天命流行之体,这些阐释对我们重新理解北宋理学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王船山于程朱对《正蒙》“清虚一大”诘难之驳正

二程以“清虚一大”批判张载《正蒙》之天道观,朱子承接并发展了二程的观点。程朱范式下对“清虚一大”之批判主要有三个向度：认为道体须赅括清浊、虚实,而张载以“清虚一大”言道体则多有偏滞;作为形而上的道体不应以具体性状而言之,因此“清虚一大”是形而下者;“清虚一大”有堕入异端的危险。船山对此一一回应：“清虚一大”是通过清浊、虚实之对立以言道体,因而是圆满自足的;形而上者并非程朱所言的无形之物,而是实有其体,又是实有其用;张载之言是对《周易》的阐发,并未脱离儒家传统,不可以异端言之。程朱与船山处于不同的学术背景下对“清虚一大”之判释看似截然不同,实则都是在为儒学正本清源,程朱之批判是基于撇清儒学与异端之界限的立场,船山的回应则基于将儒学重新拉回到关注现实的立场,船山的回应具有鲜明的实学倾向。     

王弼玄学中的庄学精神北大核心CSSCISSCI

《庄子》对王弼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其经典注释中直接引用或化用了《庄子》的一些原文,而且直接影响了他的注经方法。"得意忘言"的自觉不仅是王弼注经突破的原因,也为魏晋开启了新的时代。而王弼在"理"、"情"、"通"等概念和思想上所受《庄子》的启发,不仅使其思想更为玄学化,实际上也为他调和儒道、孔老创造了空间。     

曹南冥图式的易学意义

与李退溪同时代的韩国学者曹南冥,依据程朱等的象数观念构建了独特的体系结构,这使他对天道与人道问题拥有了自己的见解.在天道观方面,南冥通过他的10幅图解,勾勒出一幅从宇宙演化-结构一本体追寻-内在规律(包括变化运动原因、必然性、趋势)--天人关系的图景,使理学天道观的内涵得到充分的阐示.在人道观方面,他把太极、乾道变化落实到各正性命、继善成性而立诚的过程之中,较为形象地为人类的伦理道德找到了本体论上的依据,从而弥补了当时韩国哲学研究注重义理而忽视象数的缺陷.     

《道教义枢》中"道性"意蕴与佛性思想

道性思想是在南北朝时期受佛性思想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至孟安排的<道教义枢>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道性理论.<道教义枢>中的道性思想既继承了传统道教的思想,又进一步吸收了佛教的重要思想.<道性义>用理和中道来解说道性,为修道成仙提供形上学的根据.进而,又彰显染净说来为道教完善修行解脱理论.道性思想对于道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和本体论意义.     

世界历史视阈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稿论析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独创性理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结束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初期,毛泽东基于世界历史视阈而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经典文献。以中国化世界历史理论为思想根据,毛泽东判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客观性、长期性、严峻性,从政治思想上筑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正确处理稳定与发展、短期与长期、主题与前提、动力与保障的关系,在中国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崭新篇章。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60周年,坚持其形成和修改的世界历史视阈,汲取其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智慧,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新局面,具有伟大而恒久的价值。     

怀疑 远离 批驳——戴震孟学四书理欲观之嬗变

戴震坚持"理欲统一",在"欲根于性""以情絜情"等论断的基础上,从"自然"和"必然"层面深化"理寓于人欲之中"思想,批驳宋儒"存天理,灭人欲"。戴震孟学四书之理欲观,前后既有继承,又有明显发展,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凸显戴震对程朱理学由怀疑、远离到全力批驳的心路发展历程。     

来知德易象说及其意义

论文从易学起源、易学本质、象辞关系、象理关系论述了来知德以易象为核心的易学思想.来知德易学提出易起源于象、舍象不可以言易、立象系辞、假象寓理,确立了易象在易学研究中的地位,批判了王弼和宋明儒者重理不重象的倾向.来氏的"假象寓理",不仅有以象为本、无象则无理的意义,也内涵以象为工具、以彰显理为易学归宿的意蕴."主宰者理",是言理主宰世界一切,易象只是理解和解释义理的工具而已,以此克服了汉儒将易学研究局限在易象层面的倾向.来知德从无象则无易到假象寓理、主宰者理,完成由象数到义理、由天道到人道的论证,阐发了以太极或理为本体、贯通天人的义理之学,从而与宋代程朱易学和明代以阐发程朱易学为宗旨的官学易学区别开来.来氏虽提出了许多不同于程朱易学的观点,但在许多方面仍未超越程朱易学.同时,来氏错综理论以至其整个易学,也吸收了汉儒互体之说、京房八宫说、虞翻卦变与旁通说、孔颖达非覆即变说等象数思想.     

理雅各与韦利《论语》译文体现的义理系统的比较分析

英国的理雅各（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１８１５—１８９７）、韦利（Ａｒｔｈｕｒ　Ｗａｌｅｙ,１８８９—１９６６）均是国际上有影响的汉学家,他们的《论语》译本是英语世界中最流行的译本。本文以“君子、小人”、“克己复礼为仁”、“一贯忠恕”等关键范畴为例,对理雅各与韦利翻译《论语》的义理系统作了比较分析。其结论是：理雅各基本上以《四书集注》的义理为依据,而韦利则以清儒的义理为旨归。本文还尝试指出,义理上自成系统,有各自的特色,是理雅各与韦利的译本能够长久行世、又不能完全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