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对《易传》、《中庸》、《孟子》的阐释——以本体论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杨时是宋明理学南传的重要过渡人物之一,他继承洛学后开出道南学派,对闽学的思想有指导性作用。杨时曾以诚为中心,对《易传》、《中庸》及《孟子》的内容有创新,他根据《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推出"一阴一阳之谓善",进一步指出"善"是"顺性命之理"的本质意蕴;又根据《孟子》"尽心-存心"、"知性-养性"、"知天-事天"说出"知"与"存"的横向意义,配合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的直贯意义,补充孟子未尽之义,与孟子构成一套立体意义。本文以杨时对《易传》、《中庸》及《孟子》的阐释,以探讨杨时的本体论思想。     

朱熹论"命"

朱熹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独创性地把"命"分为"气之命"和"理之命",并且认为"理之命"操之在我,而"气之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不能为的,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罕言命"。     

《易传》中的"易简"新释——兼谈"易简而天下之理得"

长期以来,学界流行以"简易"解释《易传》中的"易简",埋没了其深蕴奥义.易、简其实分别是乾、坤最根本的特性,易主要体现于时间维度,指乾的健而动和变化不居的势用,简主要表现于空间维度,指坤的顺而静和贞固赋形的势用.由于乾、坤构成易道的核心,因此把握了易、简便可从根本上得天下之理.在熊十力、金岳霖和叔本华、尼采等中西方现代哲学家的思想内核中,均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宇宙与人生中包含的乾易、坤简的二元对立.     

论唯识宗佛性思想的特征——识体理体与生佛两界

本文对唐代法相唯识宗佛性思想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以种子之种类及其存在情状分析,划定众生的类别,界定众生成佛的可能性是唐代唯识学的一大创见,以无漏种子界定佛性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本文在以上分析的基点上,分析了“一分无性”说成立的理据:其一、以种子说判定种姓之别;二、倡理佛性,行佛性之分;其三,其根本处在于将众生之心性与真如理体的二分,而心之本性,本体内蕴藏的有漏种子则成为二者联结的中介。     

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诠释与辨析——论朱子对"以理易礼"说的批评

如何克服只有高明而无下学、有理而无礼是理学从北宋到南宋的中心问题,朱子在<论语精义>、<论语或问>、<论语集注>、<朱子语类>中对"克己复礼"不断深化的诠释,正是通过经学诠释这一中国哲学特有的方式来响应此一问题.朱子对他之前宋代理学各家之说的辨析、取舍之细微处是最不能轻易滑过去的,对"以理易礼"说的批评则是关键所在,理不是愈来愈高,而是愈来愈实,学问的愈精处就是愈切实可循处."以理易礼"说一方面是只讲理而不讲礼,但更复杂的一方面是以为有理就自然能合于礼,从理到礼之间发生了一个跳跃或滑转,取消了对礼的下学的过程,而这一下学的过程正是儒学、理学的工夫所在,即只有在礼的下学中,在事事的应对中,儒家的社会、政治秩序才有保证."以理易礼"说取消实质性的礼的危险性更为隐蔽,在这一关节点上析理必须更精、更切实,不然就会出现后来的阳明后学取消下学与礼文而实为在社会上形成毁弃礼教之弊.朱子对"克己复礼"析理之精,正是为了警惕以后理学可能出现的问题.本文凸显朱子与宋明理学的精义在于对礼的重视,希图改变现今注重心性论的宋明理学研究.     

陆九渊《春秋》“讲义”的经学思辨

不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六经”及其“注”本身都是不可或缺的主题。陆九渊积极评价唐代《春秋》学的发展,要求区分实理与行事,“知本”明理是治学的根本所在。“先立乎其大”的“大”并不与心划等号,它其实是指心中所具之理。陆九渊《春秋讲义》的中心在“讲”义。义或礼义作为“中国”的标志,体现了华夏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实理实说”,孔子修《春秋》是包括匡扶正义的霸业在内的。但在华夏内部,则重在君臣大义与维护它的礼制制度。陆九渊不满于汉儒天人感应论走向歧途的牵强附会,但更在意人们对天人感应神圣性的疏忽和懈怠。他要求从宇宙论的根源去看待灾异,而这根源实乃发明圣人之心而来,最后则落实到君王救助灾异的主体职责上。     

义利之际：道德原则与历史判断——以唐代维州事的评判为例

“义利”是儒家的道德原则,也是重要的实践原理。儒家学者不仅在理论层次上辨析“义利”的具体含义,更在具体的历史行动中应用此一原则。在具体的历史情态下,由于实践主体不同的历史处境、历史意识,导致他们对“义利”的分判有所差异。唐代维州事与牛李党争这一朋党事件有关,其义利表述夹杂了“朋党”因素,司马光在评价此事时由于其当代史处境,认同了牛僧孺的表述,而胡寅、朱熹等则从“理势”的分析出发,不认同司马光的观点,认为不能从言辞表面来分别义利,王夫之更是指出不能以一时的历史处境来规定普遍的道德原则,但由于明末清初的特殊背景,他又坚持认为不能对夷狄讲信。对维州事的评判展现出儒家原理落实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复杂性,展示出原理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将儒家原理从历史中抽离出来,就可能导致原理的教条化,失去思想的活力。     

心与理──程朱理学悲剧命运的个案透视

哲学史上的“心”“理”之争反映了理学内部的深刻矛盾,反映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巨大差异。这场从宋代开始的哲学论争最后以阳明之学的兴起而告结束,宣告了陆王心学的胜利和程朱理学的失败。程朱理学有着外荣内枯,后继乏人的悲剧命运,其深层原因在于：其客观外求式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与自思孟以来主观内收的哲学传统格格不入。在此意义上,程、朱就是中国哲学史上的柏拉图和黑格尔,程朱理学并非中国哲学的主流,而只是整个东方主观主义哲学传统中的一个小小插曲。     

道家与道教的“理身理国”思想——先秦至唐的历史考察

本文考察了先秦至唐道家和道教“理(治)身理(治)国”思想的发展。道家及道教各派都曾围绕着身理(治)身与理(治)国的关系进行过不同层次的探讨。从“天人合一”原则出发,道家和道教各派不仅将身与国比拟为结构和功能相似的有机系统,而且对于理(治)身与理(治)国的终极基础和实践原则作了深入地剖析。随着语境的变迁,特别是在唐代,原道家语义被转换或开掘出新的内涵,故“理身治国”的实质内涵也在变化。“理身理国”观体现了道家和道教各派对个体生命及其生存状态的深度人文关切。     

宗教工作这十年

<正>【编者按】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这是我们党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盛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宗教工作,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