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易学之哲学的分析——通过《易学启蒙》理解"理"的"穷极"义

本文通过对朱熹<易学启蒙>的分析,考察作为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的基础的先天易学和后天易学的基本原理和相互关系,由此进一步研究作为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的共同基础的"理"的意味.朱熹的易学不是在象数和义理哪一个的立场上对两种易学的综合,而是试图确立易学的基础,进而把对理的意味的系统的解释和说明作为最终目标.     

传统伦理向当代转换的可能性

当代伦理道德重构必然涉及传统伦理资源的开发与运用.开发、运用传统伦理资源,所涉及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传统伦理资源向当代有效转换如何可能?对这一前提问题的求证,既涉及到重新审查传统伦理的视域范围,也涉及到对传统伦理的实质构成内容、本质规定和价值导向的重新确认,更涉及到传统伦理资源向当代转换的原则确立与方法探讨.此三者,构成本文讨论的基本内容,并企图通过这种讨论,为传统伦理资源的当代转换提供认知视域、价值原则和宏观操作方法.     

中西两种行为动力的比较评析

古今中外对于个体行为动力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即:个体行为的动力源于积极的人格特征,或个体行为乃是消极的人格特征作用的结果。刘劭的"欲处上"论和阿德勒的"自卑感"论,就分别是这两种观点的代表者。本文拟在阐明两位思想家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两者的比较评析,以探求个体行为动力的实质。     

印光法师关于佛教报刊的编辑思想与传播理念

从报刊编辑学角度对印光法师《与佛学报馆书》（含节录与补遗）所提意见和建议的分析,发现法师所提涉及报刊定位、方针及传播策略、编辑修养与意识、编排业务、印刷出版等多方面内容,称得上是微型“佛教报刊编辑学”,或者“佛教报刊编辑学”之雏形,其观点和建议契理契机,彰显了法理智慧与方便善巧,既蕴含着浓厚的“弘法利生”心怀,又与当代新闻传播规律及理念相吻合,对于当前佛教媒体的发展及弘法传播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论《周易》中的生命伦理意蕴

《周易》哲学本质上就是有关"生命"的道德哲学。《周易》以"生"为体,从伦理本体论的角度揭示了生命的本源、意义与价值,从而确证了"顺天"之于人之当为的根本意义。"顺天"也即"顺性命之理",因为"性"与"命"皆是天道在不同向度上的表现或要求。因此"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是人的生命存在之应然,也是人之生命最完美的终极表现。而其途径即"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也即顺应天道之"正"。"养正则吉"可视为《周易》生命伦理的工夫原则,它不同于现代物理与精神"养生",这是一种涉及养万物之生、万民之生、个体身心兼养的全面的"养生"。《周易》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在改造自然和处理人工干预生命进程等生命伦理问题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融摄与会通——与佛教交涉中生成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在与佛教的交涉中充分吸收、融摄佛理，会通儒释，建构起新的心学体系。阳明的心本论与佛学的心本论思维、心如虚空、含容万物、无相无住、心性本觉、“寂知”等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王阳明对禅定较为熟谙，曾亲历从澄心静虑到明心见性的过程，龙场悟道与这种体验紧密相关。阳明提出良知毋需外求，应以良知而非圣人经典为是非的标准，这种思想与佛教反对外在权威的思想具有一致性。阳明转化佛教顿悟渐修的哲理，强调悟后仍当起修，同时还认为致良知工夫无有穷已。阳明还吸纳佛门的无相无住思想，构建了良知境界。     

佛教哲学与精神文明

为启迪智慧、净化人心、弘扬佛教文化之精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根据赵朴初会长指示精神,于今春发起举办“佛教与精神文明”学术笔谈会,得到佛教界与学术界人士的赞同和支持,不少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纷纷赐稿,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经过深思的真知灼见。本刊选择若干篇先予刊载,研究所将把笔谈会成果选编成专集,广为流通,以引起教内外人士对这一既具学术性又含现实性的重要问题之重视和研究,促使中国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优良传统,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论理雅各对朱熹《诗》学的接受

理雅各英译《诗经》与朱熹《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理雅各不仅赞同朱熹"自然的"批评风格,而且在废《序》言《诗》、比兴标定等具体问题上亦与朱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使得英文世界第一部全译本《诗经》自面世以来就带着浓厚的宋学色彩。当然,理雅各对朱熹的推崇并不是毫无判断的盲从,而是批判性的欣赏。     

积极心理学:批判与反思

从2000年至今,在短短的十余年间,积极心理学得到了迅猛发展,在收获了丰硕研究成果和产生广泛影响之外,也遭到了很多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心胸狭窄、价值纬度单一、研究结果与现实的差距、特定价值取向与价值中立原则之间的矛盾及美德理论等方面。积极心理学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只有正视这些问题,不断完善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其构建人类幸福生活的宏伟目标。     

孔子欲应叛者之召辨疑

孔子前后两次欲应叛者公山弗扰、佛肸之召,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处境、语言环境和真正的用意在。二子是乱臣之乱臣,他们的背叛多少带有否定之否定的性质,与一般乱臣贼子有别。孔子欲应其召,与《春秋》诛伐乱臣贼子的宗旨并不矛盾。《论语》中的两段相关记载,有其历史根据,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现实中的孔子的所作所为,是难得的宝贵史料,无损于孔子的圣人形象,不能随意加以否定和刊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