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农民说话——建国以来农民题材油画作品研究

20世纪30年代初,陈悦之的<弃名图>标志着中国油画中的农民真正步入艺术史,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一度成为重要的表现对象.不同时期的农民题材作品风格迥异,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创作思潮,也反映了中国油画家们笔下不一样的艺术视觉和风格.     

造型基础训练与审美及创造力的统一

素描、速写、色彩是美术、艺术设计专业造型基础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是教授学生从视觉艺术的角度来观察、认识事物最直接和最根本的训练方法。素描训练通过对事物形体结构、比例、位置、方向、线条、明暗调子等造型因素的捕捉及运用来表现对象;而速写是帮助学生积累生活素材和捕捉万物生动形象的必要手段,使其在掌握比例结构及构图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神态和画面的生动效果;色彩的研究重点则是色彩的对比规律,因为色彩效果是靠对比来增加或减弱的。造型基础训练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并对构成事物以及构成画面形态因素、形态的组织与构造的认识、观察、感知来提高审美能力并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建筑场”效应构成分析及审美意义

建筑场效应与建筑审美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建筑场、建筑信息、建筑美因、审美机制等要素综合活动反映,是建筑学、建筑心理学与建筑美学有机结合的研究成果,通过其研究成果,有益于启发当代城市建筑环境优化的思路与举措,因而具有研究和开发的价值。     

字里乾坤尽 笔端风月生——中日传统酒类包装视觉设计中的字体运用探微

创意是无所不在的魔术师,它让没有生命的东西充满了诱惑。品牌是创意笔下的诞生物,它让诱惑变得愈加有价值。本栏目将启示你如何创造形象和品牌设计,如何让品牌全面散发力量,创造出富有智慧的奇迹。     

人格测验的项目反应过程与展开模型研究述评

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人格测验的项目反应理想点过程假设, 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拓广等级展开模型(GGUM)用于现有人格测验的数据分析和新量表的建构, 显示出了较优势模型更优良的一些性质。不过, 现有项目反应过程的研究结果来自于大样本的调查, 缺乏实验证据的支持, GGUM也存在不适用于分析多类别人格测验数据的局限性。未来需要对GGUM进行拓展, 剔除其主观反应类别阈限对称的限定。此外, 还要重视配对格式人格测验数据分析模型的研究和开发。     

未来配偶偏爱的特征——选择长期配偶与短期配偶的条件

该研究中被试分配有限“配偶币”来抉择与理想配偶标准相符合的性交往对象。首先,该研究重复验证了Li 等人 (2002) 和Kenrick (2006)的发现,男性理想的长期配偶需要外表出众,而女性理想的长期配偶需要社会地位较高;两性理想的短期配偶都必须外表出众。其次,两性所投射出的理想自我与潜在配偶偏好的特征一致,研究发现,长期性交往条件下,男性需要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女性需要外表出众;短期性交往条件下,男性和女性都需要外表出众。评价潜在配偶的机制与评价现有配偶的机制可能是两种受到选择的不同的心理机制。     

大学生对父母教养方式的认知研究

采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对30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大学生的父母仍沿袭传统的严父慈母的教养模式;男生知觉到父母有更多的拒绝否认、父亲有更多的惩罚严厉,女生知觉到父母有较少的拒绝否认、父亲对其有更多的偏爱;大三、大四学生比大一学生知觉到父母更偏爱自己。2)大学生报告的父母教养方式存在积极型、溺爱型、放任型、矛盾型四种类型。3)大多数大学生的父母双亲采用一致的教养类型。     

老鼠也可以成为主角

这是伦敦街头的一角,正是隆冬时节,一个男孩子在寒风中等待着机遇的降临,他从小酷爱舞台,曾经梦想有一天能够饰演一个主角。为此,他不停地观看着露天播放的电影,模仿演员们的一举一动,甚至能够熟记几部经典影片的关键对白。但苍天似乎在作弄人,他从小家境贫寒,少年时父母离异,几年后,带他的母亲也与世长辞,这一切似乎阻止了他梦想的延续,但他的梦想却始终未曾破灭。[第一段]     

一封永恒的慰问信

1800年10月,约翰·托德出生在佛蒙特州一个叫拉特兰的小镇。之后不久,他的父母移居到了康涅狄格州的克陵沃斯镇。约翰6岁时父母双亡。一位住在北克陵沃斯的好心的姑母愿意领养他,给他一个温暖的家。他就是由这位姑母抚养长大的,并且在他去外地学习牧师之前一直住在她的家中。[第一段]     

父母-儿童共同活动中的互动与儿童的数学学习

本研究运用结构性观察方法对两组4岁儿童与父母在四种活动中的互动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一组儿童为书面数符号测查高分者,二组儿童为书面数符号测查低分者。85对父母一儿童对子参加了4个各有15分钟的共同活动,阅读、数学题、纸和积木,并完成一个微型问卷。结果表明,在这些活动中包含了多种数学知识学习和多种以父母为主导的互动策略;两组对子之间在数学事件频次上无差异,但一组父母更多地运用了一些积极策略,二组父母更多地运用了一些消极策略;二组中有更多儿童对互动表现出消极回应和注意力问题。两个组的父母在家中与儿童一起进行诸如阅读和做数学题的共同活动的频次与质量上表现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