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史》窥探中国传统的性别审美观念及爱情的艺术表现形式——《情史》今读(下篇)

明代冯梦龙评辑的《情史》,集中体现出传统爱情观念中男女对理想异性及理想两性关系的审美心理,对我们今天的美学研究不无启示。《情史》中的传统性别审美模式:郎才女貌,相配为偶。美不仅在于样貌,也在于心智。无色无艺,也可以德才服人。《情史》中的爱情艺术表现形式:人以情传,情以人蔽。爱情的艺术表现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对文人情事、才女妙语更津津乐道。《情史》中的传统爱情理想:千秋为偶,千古佳话。爱情是艺术表现的主题,爱情本身也可成审美对象。冯梦龙最为推崇的爱情模式,也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爱情理想,那就是文君相如型的知遇型爱情,激情浪漫;易安德甫型的朋友型爱情,温馨美丽。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内卷化分析

在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中,差序伦理造就的人情化关系网络构建了强大的个体性社会资本,使其成为整合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所在.这一历史轨迹的延伸,直接渗透于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的微观权力运作中,成为基层政权内卷化背后的隐性逻辑.现代性权力的运作机制唯有脱离传统的"统治-臣服"型二元模式,形成公共理性基础上的合作共治,方能实现基层政权边际收益的递增,从而终结内卷化的趋势.     

惯性思维和理性思考——有关中国人物画发展的断想

笔墨向为中国画的底线、命根子,除此,还有诸如以线造型、意象造型、似与不似间、书写性,等等。总之,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者为上。此类无可非议的对中国绘画的准则要素的追求无意间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惯性思维,无须多思地以此指引中国画的发展和格局指向。     

公共理由、公共理性与政治辩护

公共理性(由)是当代政治哲学中一个关键而又含混的理念,它可能包含的理性能力与公共理由这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有待澄清。如果仅仅从公共理由的角度来理解该理念,我们无法超越实践理性的怀疑论,也无法为政治辩护提供任何公共理由。如果将其作为一般性道德推理的实践理性能力,我们则会因为推理主体与推理程序的模糊性而无法确定合情理性的最终标准。唯有基于民主的公民身份,在政治正义的领域来塑造这一理念,我们才能够把公共推理的能力与共享的公共理由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融贯的公共理性理念。     

转型期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与提升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具体表现为:当前企业不能认真履行企业的社会基础责任,在发展中短期行为严重,社会责任意识淡漠,缺乏诚信,缺乏社会公益责任等。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将企业培育成有责任感的"企业公民",让企业把履行社会责任视为战略投资,做好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企业行为监管工作,充分发挥媒体、公众和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等手段,推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儒家人文理性精神选择与建构的历史演变——以明堂、辟雍、文庙为例

明堂、辟雍和文庙都属于国家礼制建筑范畴，是思想表达的重要物质载体。周代明堂集布政、祭祀和朝觐之功能为一体，见证了周王朝通过建筑表达国家思想的努力。自汉武帝祭祀孔庙始，儒学逐渐被抬至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唐代推崇儒学，崇祀孔子，礼教风俗，将庙学模式推向全国，奠定了祭祀与教育并重的“庙学合一”的文化格局，此一举措标志着儒家人文理性精神的选择及转向。从明堂、辟雍到文庙载体的演变是一个历史过程，叠合其中的精神选择与转化的原因从未被说明，而实际上明堂、辟雍和文庙看似并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三者之间，深藏着一个连续的、象征性的意义系统。这一系统的形成，既是国家礼制建筑不断完善与规范化的过程，也是国家思想选择与建构的探索过程，更是儒家文化以文庙载体为鲜明辨识符号、以人文理性为主导的精神自觉过程。     

和解:德国古典哲学的美学现代性诉求

<正>进入18世纪后,西方现代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给予人们以空前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权利,社会的进步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人们也更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的冲突、生活的不幸、精神的分裂,法国大革命给欧洲思想界带来的喜悦与失落是当时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最真实的心灵写照;理想尚未实现,苦难接踵而至,现代性危机从未这样严重,解决危机的要求也从未如此迫切。德国古典     

论海舍尔宗教哲学对象征主义的理解

关于"雅典还是耶路撒冷",西方文明在讨论哲学与宗教关系时对之有许多思考。20世纪著名的美国犹太哲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海舍尔为此对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宗教即两希传统的关联及思想差异作了深刻而细致的剖析,他通过对象征主义的哲学考量而在理解两大传统的思想张力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从分析象征主义的不足及缺陷出发,海舍尔向我们展现出希伯来《圣经》宗教传统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弥补了哲学理性思维的局限,从而说明构成西方文明的这两大支柱均不可或缺,由此使西方涉及哲学与宗教关系的讨论得以深化。在当今时代西方科技文明昌盛而同时却面临道德滑坡和精神危机的困境之际,海舍尔有关象征主义的理论探究对反思当代文化的处境及走向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下”与“此处”

认识一位老者。老人很健谈，可他的话语，总让我觉得有些怪怪的。每句话中都有一句“我们那时候……”他的青春年华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度过的。对于那个时代的迷恋和追忆，已经让他将所有的情感好恶替代了对是非的理性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