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与历史理念--一种历史观念的考察

两个世界与理性自由的理念构成了古希腊时代以来西方哲学-文化的基本传统和基本精神。这一传统直到马克思哲学产生后才受到了实践批判的深刻挑战。本文对这一历史过程作了概括性考察,认为在两个世界的张力结构与理性自由的基本理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本文不同意把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这样一种精神传统仅仅批判为唯心主义的简单化做法,认为有必要深入考察这种传统在西方哲学-文化史上的基本意义。在本文看来,两个世界与理性自由的理念在历史的前进发展中不断发生着内容的更新与转换,但只有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实践批判中才得到了彻底的革命性变革。     

论医学人文精神的重塑

重塑医学人文精神是一个无法回避而又必须作出回答的紧迫问题。把现代医学技术放到人文哲学的大视野中去体认,从人学本体论意义上现代医学技术的价值理性,进一步澄清人们对医学技术无限崇拜的工具理性的错误认识;阐述了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认为以人为本,确立科学理性对医学技术的指导地位,适时约束医学技术行为应该成为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提出了重塑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基本原则,即：坚持医学技术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的原则,坚持医学技术进步与医学工作者道德健全相一致的原则,坚持医学进步与卫生事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相一致的原则。     

教师心理健康内隐观研究

本研究在对300名中小学教师进行预调查的基础上,得出中小学教师认为的教师心理健康的30个特征。以此基础上编制了正式的调查表,以杭州市12所中小学的464名教师为调查对象,要求他们对各特征的重要性进行评分。结果显示：中小学教师认为心理健康的教师应具有道德品质、人际关系、责任感、自我效能和情绪、创造力、工作态度和素质六方面的特征;中小学教师普追认为比较重要的心理健康的特征有责任心、爱心、良好的道德品质、工作认真踏实、待人处事客观公正、积极进取、良好的人际关系等。性别、年龄、学历等因素对教师的心理健康内隐观的影响十分显著。     

行为金融学与心理学

由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与实际的偏差,经典现代金融学遇到了一些被称为“未解之谜”的现实问题。行为金融学是从人们的实际决策行为出发来研究和解释金融市场的相关问题。因此,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就成为行为金融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与投资者信念、偏好以及决策相关的情感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行为金融学各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金融学与心理学两个领域的密切合作将推动行为金融学的进一步发展。     

工具理性原则与统一的能动性

在探讨是否存在所有行动者都应该遵守的道德要求时,我们无法绕开实践理性有哪些根本原则这一问题。休谟主义者往往认为工具理性原则是实践理性唯一的原则,因此不存在所有行动者都有理由遵守的道德要求。对此观点的一个著名批评是,如果缺乏选择目的的标准,我们就无法判断在什么情况下,一个行动者可以算作违背了工具理性原则。休谟主义者试图通过对欲望进行限制或者对其给出不同的解释等方法来回答这一问题,但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都无法有效刻画实践非理性的行为,而可能成功的方法则需要给予一些欲望特定的权威和地位,但这一做法反而暗示了对实践理性的一种康德式理解。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原则需要以绝对命令为前提来实现统一的能动性。     

产业复杂化、企业合规与商业贿赂

本文是对企业合规与违规原因进行分析的研究。企业行贿行为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出现和蔓延,原因之一是企业和产业的复杂化。复杂化对传统的正当信念形成了挑战,使经济理性变得更加有限,使制度规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同时又能够对接本土文化的规则。未来的对策是建立一套符合产业复杂化特征的规则系统和规则导引。     

抗疫中的价值理性与伦理关怀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让人际间的是与非,人性中的善与伪显得分外立体.疫情防控中所展现的人性光辉和伦理关怀需要肯定与弘扬,而暴露出的问题则需深入反思.纵观人类的灾疫史不难发现,看似自然灾害的瘟疫但其实问题的症结往往在人类自身,若要实现疫情的有效防控需要从根源上解决人的问题.疫情下出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异化是工具理性主义思维的后果,需要用价值理性和伦理关怀加以克服和矫正.以爱为归依的行为表达是人价值理性的主张,而人与人之间产生的共鸣、共情、共生则是伦理关怀的彰显.在科学防控疫情的过程中,面对诸多的伦理两难,需构建克服工具理性主义、彰显价值理性的伦理原则.     

儒家社会学何以可能

当孔德创立作为崭新学问的社会学时 ,其中包含着当时欧洲的历史经验以及对新社会理想和展望。东方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尤其是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所导致的许多问题意味着东方社会再也不能把西方思想当成普遍的价值予以接收。因而需要一种反映东方社会的历史经验、文化特点和社会理想的新的社会学。“儒家社会学”就是根据儒家的世界观和社会思想而提出的。本文系统地考察了儒家的理性、儒家的思维方式和儒家知识的特点 ,并据此探究儒家社会学方法论及其意义。本文认为儒家社会学将拓展西方传统社会学的理论视野 ,将对东方社会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康德论恶的起源

恶的起源是康德宗教哲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表明了人类理性主体性地位的提升,也说明了他对基督教经典教义所作的重新诠释。具体而言,该问题涉及上溯和下延两个分主题。在上溯路径中,康德考察了人的恶行的理性根据,这对应于他道德哲学中的行动归责问题。在下延路径中,康德解释了恶行如何基于理性根据而产生的问题。他在探讨恶行的发生以及趋恶的倾向在始祖身上产生的细节时,特别突出了社会因素的作用。在康德那里,尽管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但仍是必要非充分的条件。概言之,恶行是每个个体基于其感性偏好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自由地做出的。     

论亚里士多德的主动理性与神圣实体

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三卷第5章中提出了“主动理性”的概念。关于“主动理性是什么”以及“主动理性与人的理性是何种关系”的争论从古代的漫步学派延续至当代,从未停歇。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解释认为主动理性是人的理性灵魂的内在部分,以阿芙罗蒂西亚的亚历山大为代表的解释认为主动理性是与人的灵魂和身体相分离的神圣实体,而当代的物理主义者认为主动理性仅仅是亚里士多德解释理性活动的理论预设。本文支持一种经过更新的“主动理性是神圣实体”的解释。它表明,《形而上学》十二卷第6—9章补充了《论灵魂》第三卷第5章的内容;主动理性不是形式和知识的全体,也不是理性活动的普遍动力原则,而是在作为宇宙的“原初动力因”和“最终目的因”的意义上“制造”了可思对象和人的理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