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荒谬（二）

美国的许多政要宣称美国的建国和立宪是以宗教自由为基础的,或以“宗教国家”自命;我国有些高层人士,也以美国的宗教信仰为榜样,称中国的宗教是“伪宗教”,信仰是“伪信仰”,声讨儒学“有罪”。但也是美国,还有另一种声誉,那就是科学的求实精神,继承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及最近的“新无神论运动”。新无神论并不反对教徒的信仰,但却把宗教作为科学理性审视和研究的对象．揭示它的荒谬和不可盲信．     

合情理性、辩护真诚性与罗尔斯的公共辩护策略

罗尔斯的公共辩护理念,要求为正义原则所做辩护必须取得合乎情理的公民的合理接受。但这里作为规范性限制条件的"合乎情理"却主要不是认知意义上的,因此合乎情理的公民持有认知上不合理的信念完全是有可能的。而这将会导致"辩护的真诚性"问题:即为正义原则所做的辩护,诉诸的是一个人所持有的认知上不合理的信念。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辩护工作是分两阶段来完成的,分阶段的辩护策略可以避免"辩护的真诚性"问题,因为在这两个阶段中,面向某个公民持有的认知上不合理的信念作辩护的问题都没有发生。     

“内在主义要求”中的两种内在性 ——威廉斯与考斯嘉之内在理由论比较

在围绕"内在理由"问题的争论中,威廉斯与考斯嘉都承诺了一种理由的"内在主义要求"。相比于理论形式上的相似,他们之间的区别更能体现出其各自所具有的深层伦理承诺。可以认为这种区别源于对作为理由承载者的"自我"的不同理解,即立足于人的纯粹理性能力还是立足于个体的经验性心理现实,而这种区别最终则可能源于他们对伦理学研究进路的不同设想。     

理性行动-社会认同整合性集体行动模型

为探究理性行动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两大社会心理学宏论对于个体集体行动参与倾向的共同解释力,以“中日撞船事件”为考察蓝本向天津市431名大学生被试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效能和社会规范作为态度和行动倾向的中介变量,在不同情境下对行动倾向的作用不同,符合理性行动原则;内部动机作为态度和效能、社会规范之间的中介变量,并受到学校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支持了社会认同理论对遵从规范行为的解释;回归分析验证了不同水平认同对行动倾向作用程度的差异,整合模型则揭示了其具体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机制.结论：理性行动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可彼此互补成为集体行动参与的整合性解释框架.     

关于理性的认知功能的一些思考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般认为,宗教与理性是一对互不相容的矛盾。就伊斯兰教而言,这对矛盾具体表现在经训与理性在认识和判断事物中孰先孰后上。1000多年来,穆斯林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有些人认为必须严格按照经训明文判断事物,不得越雷池半步;有些则主张对经训内容进行理性分析,以经训的宗旨和精神而不是其表面意思为依归。两种观点对世界穆斯林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教条主义和唯理性主义的产生。本文旨在对上述分歧进行梳理和分析,继而得出一个较为客观的结论,供学界参考。     

有限理性的本质辨析与价值之争

有限理性不是受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 更不能等同于非理性。从本质上说, 它是对迄今为止人类理性进化和发展水平的客观描述, 意味着无论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 还是在认识和改造现实的能力上, 人都是理性的, 但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有限理性观质疑当代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强势理性观及其推演出来的方法论和知识体系的可靠性, 但并不质疑人的理性本身, 摆脱了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理性论或非理性论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模式, 为我们提供了从资源观、量化观及动态发展观角度理解和把握人类理性本质的新视角。在价值理性意义上, 有限理性是有缺陷的, 但在工具理性意义上, 有限理性具有合理性, 需要在二者之间寻找适当的均衡点。心理学的有限理性研究及其产生的广泛影响酿成了继文艺复兴的概率革命之后又一次人类理性观的革命, 是这门学科为人类知识和思想宝库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而且具有跨学科的方法论意义。     

论休谟的道德愉悦感及其理论定位

道德愉悦感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理论核心。休谟认为,道德愉悦感根源于人性中的同情,同情心把个人愉悦和他人(社会)愉悦联系起来并由此产生道德愉悦感。尽管休谟宣称反对道德自爱论,但从他的论述中可看到,他实际上承认自爱是道德愉悦感的另一个来源。同情和理性共同实现了自爱(个人愉悦)向道德愉悦感的转变。休谟道德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凸显了道德结构的三个要素即自爱、同情和理性;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讲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因而摇摆于情感主义、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之间。道德理论可以划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即:情感功利主义、理性功利主义、情感道义论和理性道义论,而休谟的道德理论基本上属于情感功利主义。     

神意、理性与权利——一种关于洛克自然法理论的解读

洛克对自然法的性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得出了自然法具有神意法和理性法双重属性的结论.这种性质界定具有模糊性,而且神意法与理性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冲突的,因此受到后来学者的诟病;但洛克自然法理论中的这种模糊性源自其对于由理性所开启的现代性进程之谨慎态度.尽管洛克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更重视理性的作用,但理性也存在诸多问题:自然法是人类理性无法独证的,对于理性的偏执会在认识论上因缺乏根基而显得武断,而且自然法在政治上的应用及其说服力,仅仅依靠理性推演也是不够的.这些考虑最终使洛克走向一种谨慎的平衡策略-自然法既是神意法,也是理性法.此外,洛克还从上帝存在这一基本背景出发,引申出了人类应当服从的三类自然法义务,并从这三类自然法义务中推导出了人类的三大基本权利:生命、财产与自由,近代权利思想实发轫于此.     

网络调查参与意愿形成的心理影响因素研究

足够的网络调查回复率是确保网络调查结果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指标.现有研究缺乏从心理因素视角对网络调查参与行为的考察,且缺少一个较为完整的整合多个心理因素的模型用于解释调查参与意愿的形成过程.本研究基于理性行为理论,构建了一个整合模型,考察了主题卷入、主题敏感性、信任调查者、调查者声誉和道德规范等心理因素对被调查者网络调查参与意愿的影响作用.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建模方法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主题卷入、信任、声誉和道德规范等对被调查者的网络调查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调查主题敏感性对参与意愿的预测作用在网络调查中不显著.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及其与正义理论的关系

公共理性是罗尔斯在完善其正义理论的过程中提出的重要理念,但它并不是一个前后一致的理论,它只是在本初意图上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后来逐渐演变成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理论形态。罗尔斯之所以将公共理性理论脱离原有的正义理论,在于其正义理论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