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宗教思想中的中西融合倾向

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1815-1897)受其家乡苏格兰的神学思想和非国教家庭背景的影响而产生了独立、开放的宗教意识。尽管他以自身的信仰为本位,但在对中国文化的诠释和评价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中西宗教融合的倾向,这使他在西方传教士中处于颇为孤立的境地。     

《元气论》对佛教缘起论的融会

本文通过对唐代具有代表性的道典<元气论>的分析,参照<道教义枢>的相关论述,揭示了道教在吸收消化佛教思想过程中的变化及特点.认为佛教的中国化是道教消化解构佛教与佛教老庄化整体互动的结果.佛道教之间的相互吸收借鉴,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董仲舒"极理以尽情性之宜"的理欲观

董仲舒提出了一个“极理以尽情性之宜”的理欲观。他主张通过彻底贯彻三纲五常和法制以致情欲于“中和”之境 ,实现理与欲的统一 ,并从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和合为一的“真”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本体方面的论证。董仲舒的理欲观既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又存在着严重的理论错误和缺陷。     

《三十六计》的变理心理及其管理定位

《三十六计》是“中华管理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它更能凸显“中华管理智慧”的比较优势。本文主要关注《三十六计》对道家精髓的吸纳问题,拟从四大变理心理思想的角度对其进行离析与提炼,并略论其管理价值。     

轻重关系是《管子》治国理政的辩证法核心

《管子》是一部治国理政的经典著作,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包括人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动力性、矛盾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认识的辩证性,其中轻重关系是治国理政的辩证法核心。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轻重关系的研究对象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并在这些方面有广泛的运用。轻重关系的内涵是人和事物之间及其内部的对立面的统一生成变化,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先王因其参而慎所入所出。不过,轻重关系在封建时代也具有阶级性和局限性。     

《大学》“亲民”与“新民”辨说

在历来关于《大学》之亲民与新民的争论中,朱王两家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朱子改亲为新的主要动机在于适应将《大学》义理理学化的需要,但其对于经文的诠释并不符合《大学》文本的思想内容;王阳明主张恢复《大学》古本而复新为亲,突出了亲民的实践品格,更为贴近《大学》文本的原意,却忽视了《大学》古本中客观存在的新民问题。本文主张跳出宋明理学的思维模式,直接返回到《大学》思想的古代源头去探寻新民与亲民的本来意蕴,并对于新民的内涵做出了新的解释。笔者通过考察《尚书》、《诗经》和《孟子》中的相关文献,发现在原始儒家的思想语境中,所谓新民是相对于新命而言,是新朝子民之意,并不具有性理学的意义。它作为上古思想的遗存被纳入到《大学》内圣外王新的思想体系中,但在《大学》新的思想脉络中,早期儒家经典中关于亲民、新命、新民三者关系的思想线索却变得黯而不彰了,于是导致了后来的种种不同解读,唯有回到亲民和新民思想的发源处,才能真正搞清它们自身的涵义,进而理清二者关系的本来面目。     

“亲而信”到“利相关”:人际信任的转向——一项关于人际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

依据差序原则建立的"亲而信"的人际信任模式,正在被"利相关"的理性取向所代替,这是中国社会宏观结构转型对微观人际交往过程的深刻影响。通过2000份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和30个深度访谈的调查研究,本研究全景式地勾勒出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人际信任危机的状态,揭示了中国人的人际信任由关系向理性的转向。     

朱熹政治哲学略论

以南宋政治面貌为背景,朱熹提出了以兰代文化价值理念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希冀建立一个既有上下之秩序,又有整体之和谐的国家。他以天理为最高准绳,要求君主和臣下顺应天理,各尽其职,上下互动。力求达到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和谐有序。朱熹把这种政治理念,扩大到宇宙万物的普遍性加以说明,确立了一个理一分殊的本体论体系,在此之下朱熹从易学阴阳对待、交易往来的角度对事物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作出了理论说明。     

易理与佛理本无二致——论《周易禅解》的思想创新

明末高僧(?)益智旭,通过对《周易》经传文本的禅学解释,在理解易佛关系问题上勇于创新,比较系统地构建了独特的禅易相通思想理论．本文以《周易禅解》文本内容为依据,结合《灵峰宗论》中与易学相关的内容,从“易即易理贯彻始终”、“易理即自心之易理”、“易理即无住之佛理”等方面深入分析,揭示出“易理与佛理本无二致”是智旭的一大创新思想。     

理学性善说的困难与戴震的自然主义解释

性善论面临性白板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论以及性善待完成论等观点的挑战。性善恶混论和性三品论最难回应,在汉唐时期曾占据主流。程朱理学为性善论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辩护,将性善的本原上推到理,而将人性现实表现中的不善和差异归因于气质。但是这种形而上学辩护面临着类似"游叙弗伦两难"的问题:是因为性本原于理所以是善的,还是因为性是善的才被归本于理?戴震为性善论提供了一种自然主义解释,以对现实人性亦即血气心知之性所做的欲—情—知的心理学分层,代替了程朱理学的形而上学分层。对人性善恶的理解不仅应该考虑人性的构成部分,也应该考虑不同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戴震对人性层次及其关系的分析使性善论能够较好地回应性善恶混论和性三品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