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史公曰"到"臣光曰"--略论二"司马"史论义例之异同

《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史论义例有同有异,主要表现在史论形式和书法义例两个方面,由此可以看出《史记》和《通鉴》作为两大史学名著不同的史论特色.     

理念与境遇──论朱熹的伦理思想

由强调理欲之间的对峙及确立理的优先性，朱熹使当然之则的普遍性及其超越感性经验的一面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后者相应地亦意味着道德领域中形式规定的突出。然而，通过仁与理的沟通、情的引入，通过肯定礼仪的节文与人格的统摄之间的统一，以及对“权”与境遇分析的关注；朱熹又确认了道德原则与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存在之间的联系，并注意到了道德实践中实质的方面，从而不同于形式主义的伦理学。朱熹伦理思想中的多重趋向无疑表现了其体系的复杂性，而它的更深刻的意义则在于为我们重新思考伦理学中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并对二者作合理的定位，提供了某种理论的资源。     

从三教关系与契理契机谈隋唐佛教宗派

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既是汉魏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必然,也与隋唐社会环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关,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与儒佛道三教关系下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成果。对于中国佛教宗派如何评价,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例如作为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其主流思想如来藏佛性论是否背离了真正的佛教?本文认为,契理与契机是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原则。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佛教藉着怎样的文化载体,其随机教化的方便与印度是否一样,而在于其根本的宗旨与佛陀创教的本怀是否一致。中国佛教宗派的理论具有儒学化、道学化的特色,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或不承认其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及与之根本上的一致。中国佛教的儒道化色彩,并不影响中国佛教仍然是"佛教"。     

朱熹人性论与儒家道德哲学

儒家道德哲学的建构是以人性论的建构为基础的。先秦儒家思孟学派以人的内在德性为人性,并且希望建立人性的超越源头。但人性的超越性依据如何建立?此超越性依据与人的道德主体性有何内在关联?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对此作了出色的回答。朱熹的"性即理"从宇宙本体论推演出人性论,肯定人的道德本性源于宇宙本体;"心统性情"把人的理性和情感纳入心的统御之下,凸显了超越性依据与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内在关联。     

论明清晋商的道德自觉

明清晋商以诚信重义号令天下。在商业实践中,他们杖信如石,执义如山,形成了以信义为特质的道德自觉,在获得道德肯定的同时创造了商业奇迹。今天,面对商业行为中频频出现的道德失范,剖析明清晋商的道德自觉与商业绩效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提升当代商业主体的行为自觉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政治哲学语境中的君子人格及其当代反省

君子是中国古代社会关于理想人格的道德期待,它产生于传统政治等级结构之中,是各种政治主体的抽象综合体,具有道德与政治的双重属性。王朝体制架构下,君子表现出维护王权思想、完善权力结构、整合协调政治秩序的功能。在当代语境中重新发掘君子人格的价值,首先要破解概念转换中的障碍,进而寻找其与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契合性,最后要发挥政府公民教育职能以弘扬其积极意义。     

大道无系 至教双遣 成玄英《道德经义疏》34-37章中的自然、名教观北大核心SSCI

自然与名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士人探讨争辩的对象,重玄学在其中萌芽发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成玄英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督徒的灵程与实践(上)

经文:大5:1—16 主耶稣登山训众篇,奥古斯丁称它为“登山宝训”,这实在是历代基督徒甚宝贵的教训。因它是基督徒灵程的梯级与实践的准则。我们的灵程若依照主的宝训而高攀。     

语义分解性在惯用语理解中的作用

惯用语是比喻性语言的一种。语义分解性的作用是惯用语理解机制争论的焦点。通过语义启动任务, 探究了汉语动宾结构的惯用语和偏正结构的惯用语的意义理解模式, 揭示语义分解性在短的SOA (300 ms)和长的SOA (800 ms)下的作用。结果发现, 语义分解性独立地影响惯用语的意义激活：当SOA短时, 语义高分解的两类惯用语均表现出显著的字面义激活效应; 当SOA长时, 语义低分解的偏正结构的惯用语的意义激活的正确率优势明显。同时, 两类惯用语的语义分解性不同导致了语义激活启动效应的差异：当SOA短时, 语义低分解的动宾结构的惯用语存在两种意义的激活效应, 语义高分解的动宾结构的惯用语和偏正结构的惯用语存在字面义的激活效应; 当SOA长时, 语义低分解的动宾结构的惯用语存在两种意义的激活效应, 语义高分解的偏正结构的惯用语存在比喻义的激活效应。研究证实语义分解性在惯用语加工早期即发挥作用, 在加工晚期, 语义高分解的动宾结构的惯用语的多种意义同时激活削弱了两种意义的启动优势。整个研究结果支持惯用语理解的混合表征模型和层级显性意义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