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平常心

去年回到老家,山乡村陌,恬静怡人,无论气候还是气氛,都是城市里没有的乐趣。时值夏天,每到夜晚,漫步在细长婉蜒的土垄上,四围的庄稼迎风作响,蟋蟀在鸣,流萤在飞,身心便放浪起来。 却说邻家有一位七十岁的老乡亲,每日依旧下田劳动,至晚随子孙荷锄而归。一日劳作,终得休憩,于是置一桌于院内,全家酌饮,尽欢方散。此刻每每皓月当空,菜花飘香,极得安祥的境界。     

法先王:儒家王道政治合法性伦理

"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伦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统治合法性政治伦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题之中。这个命题有两大尴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蜕化为"王圣"现实;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政、执法者。不过,儒家的王道政治伦理为救济这些弊端准备了资源,在现代宪政条件下仍然有着革新的内在空间。     

家—国伦理公正与“国家”文明形态

中西方文明都建构了以家庭和国家为基本结构的伦理世界,西方“country”文明中伦理世界的命运是“悲怆情愫”,中华“国家”文明的文化条件和伦理精神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不只是家庭精神,也不只是爱国主义,而是身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伦理情怀。“国家”文明创生的家国公正的伦理智慧有日常智慧和“非常”智慧。日常智慧贯穿于人的生活与生命的全程,并通过各种民族节日呈现;“非常”智慧是调节家庭与国家矛盾冲突的伦理智慧,逻辑与历史地展开为两种传统形态,即以“国”为重心的“精忠报国”,以“家”为重心的“亲亲相隐”。家国伦理公正的课题与中华现代文明的百年进程相伴随,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呈现“伦理建构—伦理革命—伦理解放”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进程。现代中华文明依然是“国家”文明,但已经具有新形态,也面临新挑战,必须以伦理公正实现“国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做出新的“中华”贡献。     

儒学的现代危机:启蒙话语与创生范型

回溯历史,儒学的每一次重大转型与发展都与其遭遇的困境以及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五四"时期儒学批判话语的历史情境下,"儒学与现代性"关系问题逐步凸显出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视和需要认真回答的历史性课题。一、"五四"运动下的儒学危机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日加剧以及中国自身政治统治的没落,传统儒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传统士大夫们所尊奉的孔门圣教在西学的逼近之下也呈现出持久的紧张与冲     

现代针灸学的科学研究不应受制于传统

创新无止境,现代针灸学的科学研究不应当受制于古人总结的概念、学说.将传统的概念范畴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是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中医针灸需要人文滋养,但人文滋养无法取代科学的支撑.以传统概念体系指导现代针灸学的科学研究是事前为自己设置的桎梏,这类课题立项时就决定了其结果的悲壮命运.     

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综述

<正>2011年9月27日至29日,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在位于孔子故里曲阜的中国孔子研究院召开。世界儒学大会由中国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省文化厅、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济宁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孔子研究院共同承办。     

治道新诠:研究、批判、实践——中国传统治道的现代诠释国际研讨会综述

<正>为庆祝中山大学中国管理哲学学科创立二十周年,2011年12月23日至26日,全国高校中国管理哲学会2011年会暨中国传统治道的现代诠释国际研讨会,在广州和海南博鳌举行,来自哲学、史学、文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企业管理学等众多学科的国内外著名高校的80余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进行研究、批判,并从多角度提出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社会管理的意义和价值。     

《格萨尔》史诗中的生态文化及其现代转换

《格萨尔》史诗蕴藏的丰富的生态文化起源于原始崇拜与宗教信仰,其哲理基础是二元的,藏传佛教“众生平等”的宗教理念是史诗中生态文化的主要哲理基础.古代藏族人民以宗教信仰与宗教惩罚、部落法规及习俗禁忌等社会机制为手段对藏区的自然生态进行了有效的保护,在藏区建立了和谐的生态环境.在生态问题叠出的今天,探讨史诗中的传统生态文化向现代生态文化的转换则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建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与自然观,转变生态理念,完善生态保护的制度化、规范化则是进行现代转换的三条主要途径.唯此,《格萨尔》史诗才能在生态的21世纪更加凸显其传统生态文化的现代意义.     

巴尔塔萨的神学形上美学

现代美学崛起因其颠覆古典美学存有论的基础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现代美学的诸多困境,因此古典美学的复兴,首先必须奠立美学存有论的牢固根基。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1905-1988)正是做到了这一点,以存有论为基础的美的神学形而上学,为其神学美学体系建构夯实了基础,     

文化生命结构与传统道德继承

根据“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结构,要从传统道德文化其“形”与其“神”两个方面的统一中去发掘存在于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优良资源,尤其是要去发现蕴含于其中的“古今通理”,如“中和”之道、“仁爱”之德、“见利思义”的价值模式等,进而实现对优良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传统道德的继承不仅要立足现实对传统道德中具有现代价值意义的范畴、概念和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和改造,从而实现现代价值再创造,而且还应重视对承载着传统道德价值的载体(“形”)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