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描教学现状的几点思考

作为造型能力训练的基础素描教学,除了考虑造型艺术各专业之间的微小差别外,更多研究的应该是从基础训练顺利走向高级阶段(创作、设计)的延续性发展,实现从自然型的再现到艺术型的表现的转变。这里既包含基本技巧的掌控,又有创作要素和观念意识的渗透。     

苏州传统民居特征在现代建筑中的表现方式

苏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其传统民居特征在现代建筑中的表现方式进行探讨。梳理苏州地域文化与传统民居现况，结合色彩和三雕艺术分析苏州传统民居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形式，并结合苏州地区的代表性案例，分别从继承转换、提炼重构、改造创新以及传统文化的隐喻转化四个方面展开探索。     

传统丝绸服装面料的再设计

传统丝绸服装面料的再设计是指在服装面料创作中,设计师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在符合市场潮流又能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基础上,对面料进行装饰纹样、肌理、色彩以及服装廓型等方面的二次设计,从而把握市场流行的脉搏,引领时尚潮流,避免外观风格趋同化。     

审美与艺术需回归本位,作为民族与人类精神文明的感性机制陶冶人性

正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畸形状况是,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从个人到社会的行为机制几乎全部交付利益驱动,由此造成从信仰到底线伦理的严重危机。审美与艺术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上述格局。现在的任务是,审美与艺术首先需回归本位,即作为民族与人类精神文明的感性机制陶冶人性。中国美学的引导首先是经由审美范式激活传统审美经验,使之进入现代中国人的审美经验,并成为提升之一维。因此,重要的不是仅仅研究传统范畴与理论,而是结合审美事件、人物与风俗的个案序列进行诠释,并转化为艺术。因此,古文、唐诗、宋词、元曲     

孤独着、画着、追求着——浅析“现代艺术之父”塞尚

塞尚是印象主义的重要人物,他的信念与目标是拥有整个现实世界。他的一生都处于穷极的追求之中,追求着一种感觉的真实。他的绘画透过宁静感,展示着反省之情,他是个彻底孤独的隐居者。正是这种孤独,促成了他伟大创作的来临。他的生命是孤独、纯朴而执着的,正是这些成就了他伟大的创作,进而被推崇为"现代艺术之父"。     

职场变革情境下的工作与工余塑造:基于自我认同理论的双路径模型

工作非一成不变。即使组织借助工作设计设定了特定职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员工也会出于维护积极自我形象、控制感和与人建立联结的核心需求而开展工作塑造——主动调整对工作的认识、工作任务和人际交往——从而获得自我价值感和意义感。尽管工作塑造的前因后效研究已较充分,但较少研究触及自我认同这一核心。鉴于此,本研究以自我认同理论为主线,探寻当个体面临重大外部挑战时,如何通过自我提升与自我防御两种机制应对环境变革,进而借助工作塑造及工余塑造完成自我认同的重构。通过4个研究探讨消除自我认同威胁作为自我防御机制,把握自我成长机会作为自我提升机制,揭示工作环境重大变革激发个体自我塑造行为的中介机制;基于压力应对的认知评价模型,探讨个体特征在初级评估阶段,组织情境特征在次级评价阶段的调节效应;开展现场干预研究,探讨结合自我建构进行工作塑造的效果。本项目将工作塑造和自我认同重新连结起来,构建了工作环境变革情境下个体自我塑造的双路径模型,以望对两个领域均有贡献。     

《管子》中的"德"及其现代价值

"德"是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观念之一.<管子>中的"德"因循"天德"、"帝德"观念,认为"德"与"道"相通,与自然秩序节律及其生态机制相切合;"德"由上而下,始于君王,教化百姓,是仁、义、礼、法乃至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富国安民"、"经世致用"中具有统领性的意义.现代社会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以及国家区域与人类共同体等诸多冲突和不协调,中国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管子>中的"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华之衣 道教服饰的文化精神内涵

道教服饰,亦简称"道服",是指以"道"为核心理念而构设的服饰类型。历史上,道教不仅把道服规定为"中华之衣"(《洞玄灵宝千真科》)、"黄帝之衣冠"(《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而且确实从服饰的类型、形制、服色等方面,进行了中国化的美学伦理设计,充分彰显出中华文化精神内涵。     

团队工作重塑的形成与影响机制

团队工作重塑是影响团队有效性的关键性因素。基于工作设计理论和团队运作模型, 提出了一个关于团队工作重塑的前因后果的理论模型, 旨在建立团队工作重塑的逻辑关系网络。首先, 对团队工作重塑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 并探讨测量工具的维度。接着从多层分析视角, 考察领导行为、工作特征、团队人格构成、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团队工作重塑的影响, 以及团队主动性动机状态中介作用。最后分析团队工作重塑对团队有效性的作用机制。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