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挤研究进展——概念、理论与影响因素

拥挤是环境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其内涵是对密度和空间限制的主观体验。拥挤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物理、社会、个人因素,拥挤可导致过度生理唤醒、负面社会行为和＂失动机＂。现有拥挤理论从环境刺激和个体行为反应等多个角度对拥挤进行了阐释。文章最后提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拥挤的未来研究方向。     

闪光滞后效应并非知觉延迟差异所致

闪光滞后效应(flash-lag effect)是指在与运动物体一致的位置上呈现闪光(flash),知觉上闪光落后于运动物体的视错觉。延迟差异理论认为,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是视觉系统加工闪光的速度比加工运动物体慢。根据该理论,作者预测:如采用知觉加工速度更快(或更慢)的客体替代闪光,应能相应地产生更小(或更大)的闪光滞后效应。为了检验该预测,作者以"客体突现"(onset)和"客体消失"(offset)替代闪光滞后实验中的闪光,结果发现,"突现"的知觉滞后大于"消失",但时序判断任务表明"突现"的知觉延迟比"消失"短。该结果并不支持延迟差异理论。     

论哈贝马斯对道德与伦理的区分

哈贝马斯借助于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对"我应当做什么"做出了一元与多元的不同回答.哈贝马斯对道德和伦理的区分是在全面总结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功利主叉和康德的道德学说的基础上做出的,同时对黑格尔的道德与伦理的区分理论予以深刻批判.但是,哈贝马斯的区分陷入视角论、类型论和综合论三重标准相互抵牾之中,其区分理论也由此陷入困境.     

当代中国道德功能的研究历程及若干热点问题述评

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具有巨大的社会能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道德功能的研究体现着时代的脉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表现为对共产主义道德作用的宣传性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变革引发的社会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同时也由于学术禁区的被打破,学界对道德功能的研究逐渐多角度展开,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关于道德法庭、道德功能的争论,到九十年代对道德经济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的讨论,尤其是以德治国方略的确立,道德的功能被学界多学科、多方位的理性审视,并由此催生了对应用伦理问题研究的热潮。     

库珀行政伦理理论初探

库珀是美国著名的行政伦理学专家,其行政伦理学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责任行政理论。库珀把责任问题视为行政伦理研究的核心概念和逻辑起点,为了实现负责任的行政行为,他提出应提高行政人员伦理思考水平与伦理决策能力,促成行政责任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的有效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体道德品质、组织制度、组织文化以及社会期待四要素之间的互动与持衡。库珀的行政伦理理论对中国行政伦理学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具有重要启示。     

同性恋问题的道德探讨与法律应对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就同性婚姻出台立法,同性恋已不单是道德问题,也带来了实践中的法律冲突。在这一背景下,应对同性恋问题进行道德上的理性思考,将接受同性恋与承认同性恋者的平等权利分开,并在谨慎处理我国是否为同性婚姻立法的同时,积极探讨如何应对涉外同性法律关系。     

现代人为什么不重视美德

现代人重视权利而不重视美德。必须通过对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之历史转变过程的全面考察,才能理解现代人为何不再重视美德。现代性有强烈的去道德化倾向。现代政治、经济和科学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去道德化倾向。正因为如此,道德"场"大为弱化。人们觉得不需要过多的美德,过多的美德是浪费(品质浪费),这是现代人不重视美德的内在原因;现代社会不容有太多具有美德的人,这是现代人不重视美德的外在原因。     

现代性伦理危机的三种根源

世俗化、理性化、功利主义等,无疑都是现代性的主导性要素,同时也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和表征性趋势。它们与现代性有着某种共谋和共生关系。在各种要素的合力作用下,传统道德逐渐衰微、伦理失序。而现代性伦理体系的崩塌,究其主要根源,就在于现代性道德筹划的失败、现代理性社会进步观的价值迷失和极端的技术理性对伦理的摧毁。     

伦理视阈中的政治参与规则

政治参与即参与的主体依据一定的规则对相关领域中的利益博弈过程施加影响.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需要规则来定义和引导,其伦理规则可以从作为规则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参与的规则两个方面来理解.作为规则的政治参与是集体行为本身,而政治参与的规则则是调整集体行为的法则.但政治参与的规则并不总是能保证作为规则的参与的有效性,因为即使在规则约束下的政治参与也必须警惕和避免多数人暴政.     

发展伦理学:我国的研究现状、实践探索和未来旨趣

我国学界对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其问题域集中在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基本问题、哲学基础、伦理原则和价值理念等问题上.发展伦理学在我国的实践探索经历了从传统经济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到科学发展现.发展伦理学在我国的未来旨趣表现在:首先在理论研究上,发展伦理学要强化范式意识,规范学术研究范式;其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的发展伦理学体系;最后,在发展实践上要提升人类的类意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化、细化发展伦理的指标体系,把发展伦理规范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