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哥特式教堂所营造的独特道德教育环境

考察西方学校道德教育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 ,宗教教育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宗教教育首先是宗教信仰教育 ,同时也是道德教育。宗教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将宗教信仰与宗教倡导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自觉的信念与行为。在这种内化 ,即促使道德规范自律的过程中 ,作为宗教教育重要场所的教堂 ,通过营造出独特的精神氛围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教堂营造出独特道德教育环境的做法中 ,可以梳理出一些具有普遍价值的因素 ,对我们进行道德教育有一定的启示     

儿童发展的环境敏感性模型：一种整合的观点

儿童发展的环境敏感性模型是在整合素质-压力模型、差别易感性模型、优势敏感性模型、情境生物敏感性模型以及感觉加工敏感性模型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关于个体与环境因素如何交互影响儿童发展的元理论框架。该模型认为儿童的环境敏感性即儿童感知和加工周围环境刺激信息的能力不同,其发展受到环境影响的大小就不同,高环境敏感性儿童受到环境影响大,低环境敏感性儿童受到环境影响小。儿童的环境敏感性是儿童携带的敏感基因与早期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敏感基因与早期环境共同塑造了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敏感性,从而导致儿童对环境刺激的心理、生理与行为反应不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存在基因多态性、神经生理与气质等不同的潜在环境敏感性因子。儿童发展的环境敏感性模型的提出,为从基因-神经生理-环境三项交互作用系统探讨儿童发展的多样性提供了理论框架。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环境声音命名的影响因素

通过环境声音命名实验收集了120个环境声音的H值(命名不确定程度)、命名一致性百分数、概念一致性百分数、命名反应时数据及环境声音的熟悉度、代表性、命名自信心、唤醒度、愉悦度与可想象性维度的评级数据。通过因子分析确定了影响环境声音命名的两个关键因子。通过K-means聚类分析法区分了环境声音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建立了有效的分类模型。研究结果可以为使用环境声音作为实验材料的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实验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环境公正: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

人与人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底线要求”,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核心所在,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人与自然和谐集中体现为环境公正。它首先是指人与自然物种之间的种际公正,具体体现为两个维度的公正：在空间维度上,要促进国际公正、族际公正、域际公正、群际公正;在时间维度上具有代际公正意识。     

试论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的理论主旨

罗尔斯顿从整个西方伦理思想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道德是人的存在方式,环境伦理的产生不是要推翻或取代人际伦理,而是要为自然共同体中的人类确立生存方式。人类道德之所以要观照自然生态系统,是因为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和存在目的,以文化方式生存于其中的人类须对此给予道德的尊重。环境伦理与人际伦理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人之伦理,它们都是人的生存之道。     

环境中的风险认知特征

采用多维度的心理测量范式,研究公众在“影响程度”、“可控性”、“了解程度”、“影响的持续性”、“发生的可能性”、“结果的严重性”六个维度上对39个环境条目的风险认知特征。研究结果验证了“风险程度指标”,并将环境风险划分为“生态环境”“疾病与灾害”“生活环境”三个大类并探讨其风险认知特征。结果显示,由“客观认识”和“主动作用”两维度形成的认知地图可有效地指导风险沟通。     

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及居民行动策略的法社会学分析

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居民遭遇污染随之增多,由此引起了较多环境纠纷。水、空气和噪音污染,以及空气、水和垃圾分别是农村和城镇居民所感知的突出环境问题;经验调查发现,更多的农村居民选择诉诸第三方权威来解决环境纠纷,显现出"上层化"而非"金字塔"形态;而应对公域环境问题,居民的行动则趋向于"消极化"。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力量以及对于区域而异的纠纷性质对遭遇环境纠纷者的行动策略选择产生影响。个人和家庭社会经济力量的增强会降低对污染的容忍度,同时也提高对第三方权威解决问题的信心。在不同地区,环境纠纷性质从偶发事件向较普遍社会问题的转变,人们的行动策略也会从自行解决走向"上层化"。     

浅谈景观设计中的绿化——滨州市居住区景观绿化设计初探

居住区景观设计是城市园林系统点、线、面相结合不可或缺的环节,而绿化更是景观设计中的焦点。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滨州市居住区的绿化一直采用散点模式,这已经不能满足居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因而滨州市需加强对生态绿化设计的重视。基于居住区绿化系统的生态效益原则,滨州市城市居住区的生态绿化设计应达到功能与形式统一、经济实用等八项要求。     

受欺负与青少年外化问题关系的“健康环境悖论”：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

“健康环境悖论”是指在总体受欺负水平较低的环境中, 受欺负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适应问题。本研究以来自47个班级的1764名5年级到8年级学生为被试(男生956人, 平均年龄14.46岁), 考察了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在个体受欺负经历与外化问题间的调节作用及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受欺负与外化问题的关系存在“健康环境悖论”现象, 即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能调节个体受欺负经历与外化问题的关系, 在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较低的班级中受欺负经历与外化问题的关联更强; (2)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对受欺负与外化问题的调节作用通过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实现。本研究证实了受欺负与外化问题的健康环境悖论现象, 并首次揭示了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