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文本环境下大学生自我调节学习的特征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出现和普及,超文本也开始逐渐成为人们阅读和学习的主要信息呈现方式。为了深入地了解大学生在超文本环境下的自我调节学习特点,采用口语报告的方法,使用修订的自我调节学习的过程模型对75名大学生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超文本学习环境中大学生自我调节学习表现出对目标、区分有效信息、时间分配、选择新的信息资源、对情境的利用等过程的使用偏好。优生在目标、学习判断、略读过程上的使用率显著高于差生,差生在求助和无效搜索过程上的使用率显著高于优生。超文本学习环境下大学生自我调节学习存在着过程使用偏好,优差生在自我调节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使用偏好。     

合理情绪疗法(RET)在中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的应用

中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是学校心理健康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心理危机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心理危机干预模式的比较,从认知模式出发,强调个体合理的认知对危机事件的干预。合理情绪疗法旨在通过纯理性分析和逻辑思辨的途径,改变来访者的非理性观念,以帮助解决情绪和行为上的问题。并分别在危机干预系统的三个阶段分别有效运用合理情绪疗法,从而对中学生心理危机进行系统全面的干预。     

集成性建构方式:公共管理学科再理解

公共管理学科的证成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演进中的一个知识学难题,确当的证成方式有助于避免各种权力因素的干扰,回到知识学本身做出正当性的对话。在社会科学学科的证成中,经典的理论是普遍性建构方式和中轴化建构方式,但这两种方式并不适合公共管理学科。在普遍性和统一性哲学日益受到挑战甚至被舍弃的后现代知识氛围中,作为适应人类社会后现代转向的公共管理学科,其证成的有效方式是集成性建构。     

环境美学发展的四大转折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美学实现了由早期建构期向全面发展期的学科跨越。在这一进程中,环境美学的研究路径经历了由实践先行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的转折,研究对象经历了由自然环境到人类环境的转折,研究立场经历了由环境关注到环境关怀的转折,研究目标经历了由环境宜居到环境乐居的转折。上述四大转折有效促成了环境美学学科的纵深发展,也鲜明地表征了其研究轨迹的与时俱进。     

"道德危机"及其社会根源

我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道德危机"实质上是"道德信念危机",是道德"权威性"的下降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自律或道德约束力的不断弱化.危机的社会根源之一是经济和政治系统之间形成的货币与权力的畸形交易对生活世界的侵犯.     

功利主义的危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三十多年来,人们的意识形态已越来越功利,将金钱视为追求的中心。在人与人的交往当中,功利自然成为潜在目的。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教会受到潜移默化,产生以＂得＂为先、以＂量＂为重、以＂果效＂为目标等功利主义危机。     

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及居民行动策略的法社会学分析

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居民遭遇污染随之增多,由此引起了较多环境纠纷。水、空气和噪音污染,以及空气、水和垃圾分别是农村和城镇居民所感知的突出环境问题;经验调查发现,更多的农村居民选择诉诸第三方权威来解决环境纠纷,显现出"上层化"而非"金字塔"形态;而应对公域环境问题,居民的行动则趋向于"消极化"。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力量以及对于区域而异的纠纷性质对遭遇环境纠纷者的行动策略选择产生影响。个人和家庭社会经济力量的增强会降低对污染的容忍度,同时也提高对第三方权威解决问题的信心。在不同地区,环境纠纷性质从偶发事件向较普遍社会问题的转变,人们的行动策略也会从自行解决走向"上层化"。     

浅论煤化工产业的发展与环境资源约束

预计2010年全国甲醇产能达到5000万吨,则需要煤炭资源1亿吨;而根据现在规划的煤制油项目规模将超过3000吨以上,按4-5吨煤制1吨油、3000万吨产能计算,需要1.2-1.5亿吨煤炭。大型煤化工项目年用水量通常高达几千万立方米,吨产品耗水在十吨以上,相当于一些地区十几万人口的水资源占有量或100多平方千米国土面积的水资源保有量。节能减排的要求也需要煤化工项目尽快“退潮”。环境与资源的约束说明煤化工的“潮涌现象”必须予以制止。     

值得重视的当代城市文化与环境美学现象——散论方兴未艾的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是当代城市与环境美学不可忽视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在当代城市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的实践较之于理论研究更为活跃和领先。目前我国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也逐渐关注公共艺术。对公共艺术的认知、理解与实践,目前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我们需要以包容的态度来争鸣和探索,希望在这种争鸣和探索中达成对公共艺术符合逻辑的、具有学科意义的共识,以便促进公共艺术的繁荣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道德重建及其历史作用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了道德危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从核心价值观、道德规范体系、理想人格、伦理关系和道德治理等方面进行道德重建,从而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新的凝聚力和精神动力,铸就了党和革命队伍的先进性与革命性,并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道德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