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前期综合征与奖赏进程失调——来自脑电的证据

研究表明,经前期综合征(Premenstrualsyndromes,PMS)女性的情绪平衡性存在问题,而现有研究多从负性情绪上升的角度考察PMS的发病机制,而对其正性情绪缺损的关注不足。鉴于正性情绪与奖赏进程密切相关,本研究试图从奖赏进程失调的角度考察PMS女性与健康女性的差异以及该差异是否存在阶段特异性的问题,以期从正性情绪缺损的角度揭示其发病机制。具体而言,分别选取PMS女性与健康女性23名和22名,考察两组被试在黄体晚期(即经前期)和卵泡早期(即经后期)正性情绪以及完成赌博任务时的脑电数据时域和频域的差异。主观问卷结果显示,PMS女性的愉快和平静情绪低于健康女性,并且情绪平衡性也低于健康女性,但无明显的阶段特异性。时域分析结果显示, PMS组在经前期收到奖赏反馈后奖赏正波(reward positivity, RewP)的波幅和差异波(即奖赏条件和惩罚条件下的差值)的波幅均低于健康女性,进一步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对于PMS组来说,经前期奖赏条件下的Rew P波幅和差异波波幅与经前期的情绪平衡性显著正相关。频域分析的结果则发现PMS组在经前期奖赏条件下的θ频段(4～7 Hz, 25...     

五臟相音 六腑应律——再探《黄帝内经》失传2 000多年的理论和技术

《黄帝内经•灵枢•经别》说：五臓相音,六腑应律,乃人体与天地合道的体现。但经典对于相关内容,论述极少,其技术失传千年。20年前,对于五脏相音的研究仅涉及五音而未涉及六律,主要是经典所述的文字内容有所缺失。通过对2021年再问世《扁鹊镜经》相关内容的研究,补充了《黄帝内经》对六腑应律的论述不足,经过对此两部经典的相互参照弥补,考证其他经史的记载与论述,并结合现代声学的研究理论与成果,较为完整地整理出五臟相音、六腑应律的理论与技术,遂使传统中医闻诊理论得以完璧。

     

感谢神,玫瑰有刺北大核心

使徒保罗说有一刺加在他肉体上,他曾三次求主叫这刺离开。他的刺是眼病,常常作痛,他的祈求得到的答复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林后12:9)主应许有能力覆庇他,不会阻碍他为神工作,软弱会成为刚强,以后他就不再为此祈求了。 有人问:为什么玫瑰有刺。要感谢神?神为什么让美丽芳香可爱的玫瑰长出刺来?在世上千百种花卉。     

梁武帝与佛乐

公元529年(梁中大通元年)九月的一天,京都建康的同泰寺内,旗幡飘舞,乐声高扬。上万名比丘、比丘尼、善男子、善女人肃立在大殿前,同声高唱着皇帝新创的佛曲《断苦轮》。当波涛般宏大而起伏的音响终于停下来的时候,大殿当中端坐在法座上的一位老者清了清嗓子,开始为四部大众讲《涅槃经》题。老者身披法衣,手持麈尾,俨然如一老僧。这位讲经的“冠达和尚”,便是当朝的皇帝肖衍——后世无人不晓的梁武帝。十天之后,苦于国中无主的群臣百官凑了一亿万钱“奉赎皇帝菩萨大舍”,希望赎取皇帝回宫主政。但决心“舍身为寺奴”的皇帝却不那么容易动摇。     

鲍威尔写本《孔雀王咒经》与龟兹密教

龟兹密教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20世纪初问题提出,近百年的时间,学术界对龟兹曾有密教流行,尤其早期有杂密思想的存在和影响的结论,几乎达成一致。但在论据和论证中却始终存在比较大的问题。直到季羡林的《龟兹之密宗》将中原文献与西域佛教考古结合起来,从西域出土文献资料出发,提出极具权威的证据。但是季羡林的论文也只是说明7至9世纪时龟兹有密教流传,属于纯密阶段。关于3至7世纪的龟兹早期密教(杂密)流传情况学术界仍然没有确定的证据。本文回顾了这一过程,并从新疆库车佛塔出土的4至6世纪梵语婆罗谜文鲍威尔写本《孔雀王咒经》的角度提出龟兹早期杂密流行的新证据。     

经直肠超声诊断女性膀胱颈梗阻

探讨经直肠超声诊断女性膀胱颈梗阻的标准及临床价值.对48例临床诊断为膀胱颈梗阻的女性患者行经直肠彩超检查,观察膀胱颈部形态,测量前后唇厚度,将测量结果与同年龄段妇科病患者进行对照.两组间膀胱颈前后唇厚度≥8mm和≤5mm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经直肠超声为女性膀胱颈梗阻的诊断及术前术后评估提供了一种简便有效的检查手段.     

大足北山转轮经藏窟瞻礼记

2012年新年伊始,因国内学者友人介绍,应邀与来自澳大利亚的迈克尔博士及两位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研究生,共赴重庆大足县城北的北山佛湾瞻礼佛教摩崖造像。出于对佛教造像艺术的倾慕与神往,在此次随各国学者前往北山之前,我已经多次瞻礼过包括     

犹太人独特的“家教”

提到犹太人,人们马上会想到三件事:一是"二战"时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二是无所不精的经商之道,三是独一无二的"家教"。犹太人对子女的教育方法,在当今世人看来,既有些"另类",又有些匪夷所思。但正是他们独辟蹊径的教育方法,才使得这个民族以"头脑聪明"、"游刃有余"而著称于世。犹太人在家庭教育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让人惊讶     

冠心病介入治疗的合理性探讨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已有20多年的历史。我国开展此项技术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PCI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广泛应用,人们在肯定其对冠心病治疗的重要地位同时使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合理性问题。事实上,无论是专业人士、政府主管部门还是其他社会人士都从不同的角度审视着PCI的应用。作为从事此项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PCI应用合理性进行探讨。     

心脏内外科医生临床决策的变化

英国《心脑外科杂志》2006年第2期发表了MA Denvir等的文章,该文通过对冠心病患者的治疗决策选择,显示心脏内科医生、心脏介入治疗医生、心脏外科医生在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和变化。作者选择了6例冠心病病例,在一个开放式的会议上提出,这些病例采用同一标准形式表述。参会的医生采用匿名的电子系统选择5种治疗选项中的一项[药物、冠脉搭桥、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术（PCI）、血管再通术等]。然后对逐个病例进行讨论并再次询问医生们的选择,用卡方检验和相同选择的分组比较治疗选择的差异。结果显示,外科医生愿意选择手术（P=0．034）,介入医生更愿意选择PCI（P=0．056）,介入医生和非介入医生没有显著性差异（P=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