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君子公民”的权利基础与道德边界

“君子公民”理论作为一种儒家现代化的“身份转型”方案,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需要厘清其权利基础和道德边界,亦即正确处理权利与道德的关系。一种可能的辩护是：君子公民是道德主体与权利主体的双向互补,借鉴罗尔斯所刻画的两种道德能力,可以化解其双主体的内在冲突。一方面,君子公民的行动逻辑仍然基于权利主体,其基本行为规范与公民道德体系是相容的;另一方面,君子公民又是一个道德主体,他不局限于以权利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还追求个人的美德与群体的共同善,通过道德自律寻求内在超越,从而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     

墨家伦理学在西方百年译介和接受行旅

墨家学说自19世纪被译介到西方以降,其伦理学便备受关注,亦争议不断,百年来墨家伦理学说内涵和意义发生了多次变异和偏离,在西方先后被阐释为宗教想象、功利主义、后果主义,更是引发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汉学界两次旷日持久的大讨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跨文化阐释和学术争鸣中,墨家伦理学获得了西方汉学界持续广泛关注,促进了其伦理学经典谱写的生成,也提升了墨家学说乃至先秦哲学在西方哲学话语场的在场性。     

孟子“仁”与“义”美德伦理学的理路及其问题

孟子的“仁”“义”观念分别指示出美德的根源以及美德行为的呈现,以此为核心的孟子式美德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有三：一是美德是人类特有且应有的生活方式;二是诸美德各有其特定的道德含义,并构成具有层次和结构的美德体系;三是美德应该依次呈现于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并发挥基础性作用。其美德概念可以回应三方面的问题,即美德的约束力、美德的驱动力、美德的实现问题。其特点主要有其作为美德学说的整全性,其思想实验与对直觉的诉诸,以及其明确的元伦理维度。作为一种传统理论,孟子式美德伦理学要转化为当代形态,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元伦理维度包含的形而上学独断因素。对于其理论的独断因素,可以有三条化解路径,即康德式路径、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路径、反思平衡的方法;对其现实基础性美德即“孝”蕴含的独断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化解,一是回到孔子的相关观点,二是借鉴当代伦理学对美德如何始于家庭的道德心理学解释。     

班级欺凌规范与欺凌行为：群体害怕与同辈压力的中介作用

本文通过两个研究探讨了群体因素中的班级欺凌规范如何通过同辈压力、群体害怕影响欺凌行为的发生。研究1为实验研究, 被试为186名小学高年级学生(M_age = 11.36 ± 0.99岁)。结果表明在不同情境(欺凌/非欺凌)的启动下, 各变量得分均具有显著差异; 进一步分析仅发现同辈压力的中介作用边缘显著。研究2为相关研究, 943名小学高年级及初二学生(M_age = 12.00 ± 1.32岁)填写班级欺凌规范、同辈压力和欺凌行为问卷。HLM分析显示同辈压力在班级欺凌规范与欺凌行为起显著中介作用。     

斯坎伦解决随附性问题了吗

多数哲学家都同意,规范属性随附于非规范属性。但这一共识却对非自然主义实在论构成了 挑 战:如果规范属性和非规范属性是两类不同的属性,如何解释两者之间的随附关系？T.M.斯 坎伦对此问题提出的解答,要点是区分混合的规范判断和纯粹的规范判断,只有混合的规范 判断所对应的规范事实才随附于相关的非规范事实。斯坎伦不能解释对非自然主义构成挑战 的全局随附,因为他既没有证明纯粹规范事实所具有的形而上学必然性,又无法通过将全局 随附视为概念真理而取消其中的形而上学问题。     

约纳斯责任伦理的定位及其意义——基于《技术、医学与伦理学》的分析

在《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中,约纳斯将其伦理学第一原则——责任原理运用到现代技术,尤其是运用到生物学和医学领域中,力求对现代技术做出哲学批判和伦理学评估。这些运用的精神内核囊括了三点:对现代技术的本体论考察,技术必须接受伦理学的评估;对传统德性观的扬弃,德性应从个人实践转向公共领域;对价值中立问题的深刻检视,科技根本关涉着道德判断。责任伦理的性质和意义通过约纳斯的分析得以彰显:它既是本体论的,也是应用着的。约纳斯对现代技术的深刻反思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历史性的发展成就与创新发展的新呼唤——新中国伦理学70年的总结和思考

新中国伦理学是近代以来伦理文化发展史上最具创造性和建设性的伦理学研究类型,亦是5000年中华伦理文明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价值辉耀。全面总结70年来中国伦理学研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认识时代和社会发展对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新期待,有助于增强伦理精神的自觉、伦理学研究的自信和新型伦理文明建设的自强意识,在不忘初心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创造出与风云际会的新时代相适应且能引领新时代更好地发展前行的伦理学学科。     

美德、文雅与荣誉——18世纪英国的伦理话语辨析

"美德""文雅"与"荣誉"是18世纪英国三种重要的伦理话语,它们在18世纪英国的同时存在以及围绕它们所展开的论争,部分反映了当时的英国作家们对商业社会发展带来的道德冲击所做出的回应,但即便最热切的现代社会的辩护者也没有毫无保留地拥抱一个完全由利益所支配的世界,相反,他们试图寻找与这个时代更契合的伦理原则。文雅话语的兴起,既反映了强调禁欲、献身和自我克制的传统美德观念在这一时代所遭遇的危机,也表明了人们关切的重心已由政治和宗教生活转向了日常的社会交往,文雅成为规范人际交往的新的社会风尚。而围绕荣誉所展开的持续论争并没有使利益战胜荣誉,相反,无论荣誉原则的批判者还是辩护者都仍然肯定荣誉作为人之高尚行为的动力。休谟和斯密通过重塑美德概念来消弭美德与文雅、荣誉之间的紧张,但他们的这种重塑事实上使美德完全建立在文雅和荣誉的基础之上。     

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     

神经干预中的伦理等价原则

伦理等价原则是神经伦理学中一个重要且唯一的伦理原则,为解决神经干预中最具争议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方法,但它完全不必建基于延展心智论题,从而陷入理论争议的漩涡。认知与环境是相互作用和联系的,技术和环境都是负载价值的,这是伦理等价原则不断完善的重要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弱EPP Ⅲ,成了神经干预道德合理性分析的强而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