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著名的诗道

俊伟奇诡、钟灵毓秀的庐山,古往今来,不知令多少文人墨客、高士逸民,心驰神往,流连忘返,遁迹栖息,也牵动了高僧名道的心。从东晋至前清卜居庐山数千僧道中,有117位诗僧和29位诗道驻锡庐山并留下了一百多首诗文(据《庐山志》)。这些精文通诗。     

美善“分别说”视域下的英雄世界——牟宗三的立场

牟宗三关于英雄的见解内蕴着现代新儒家的独特视角。他对英雄的审视,在其美善"分别说"的致思格局之中可得到准确衡量。他对"美"作了富有东方智慧的阐说,并结合其人性论,将英雄的生命及其实践领域视作艺术性的,成立了一种英雄人格的审美。他视刘邦为英雄典型,对理想的英雄作了精彩的美学品鉴。此外,他还以"内圣"为衡定标准,在儒家传统与时代吁求"新外王"(民主和科学)之间判明了英雄的价值层级,从而在理论上实现了对英雄生命的恰当理解和积极转化。     

曾氏家族志编纂考述

自曾子五十九代孙曾质粹于嘉靖年间奉诏东归嘉祥故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搜辑曾氏文献、弘扬曾子思想以敦宗睦族即成为曾氏翰博的中心任务。由此,曾氏家族志的编纂成为辨证曾氏后裔世系、激励子孙、光大宗圣德业的主要途径。明万历二十三年至清光绪十六年间,嘉祥曾氏《宗圣志》共经历四次编修。一是万历二十三年李天植纂修《曾志》,二是崇祯二年吕兆祥重修《宗圣志》,三是乾隆四十六年曾毓墫编撰《武城家乘》,四是光绪十六年王定安编辑《宗圣志》。通过考察曾氏志的编纂历程、体例沿革及其长短得失,不仅可以了解曾氏家族志的具体状况,也可借此了解曾氏家族的千年变迁史。     

海峡两岸 同道合作 中国道教研究的重大突破——《道教法印令牌探奥》介绍

2000年12月,也就是上一世纪的最后一个月,由中国道协张继禹道长策划、台湾洪百坚道长统筹、北京王育成先生编著的巨著《道教法印令牌探奥》在北京的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道教界和学术界对于道教的研究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而这个突破正是海峡两岸的道教界和学术界共同努力的结果。称《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的出版是重大突破,是因为这本著作用铜版纸印刷,共361页,大16开,布面精装,彩印书套,重达25公斤。在目前单本道教出版物中,仅次于中国道教协会出版的《中国道教风貌》一书。而在单本道教研究著作中,其规模独占…     

胡渭的《大学翼真》与明清之际的“朱、王之争”

《大学》是明清之际“朱、王之争”的典据所在。与阎若璩并称为“清初经师”且为清初启蒙期代表人物的胡渭,承袭由《大学》介入“朱、王之争”的学术共法,通过撰写九万余字的《大学翼真》来积极回应这一全国性的学术思潮。他首先致力于“正经”,以“折中今本,否定古本”的形式重定《大学》文本,打造“胡渭改本《大学》”。而后进行“释经”,以“尊朱辟王”的形式对《大学》的义理骨架“三纲领”以及“八条目”的核心“格物”给予发明和推阐,显豁出“注重训诂”“广引诸家”和“汉宋兼采”的学术特质,从而衍生出丰富的学术史意义：一是以取证于经书的形式将“朱、王之争”从义理的战场延展至考据的战场;二是助推明清之际“尊朱辟王”思潮壮大,成为朱子学再度官学化的重要推手。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王亦大"思想考

<道德经>第25章所云"王亦大"抑或"人亦大",历来争论甚大,本文从道家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为出发点,通过考察<道德经>及<庄子>对回归理想世界的不同途径选择,证明:<道德经>希图借助"圣王"的力量促进这种回归,故<道德经>十分重视"王"的作用,是为"王亦大";但<庄子>更重视"人"在回归理想世界的地位,是为后来改作"人亦大"的思想资源.从"王亦大"到"人亦大",体现了道家思想的发展.     

正义王国的理想--柏拉图政治哲学评析

柏拉图以思辨哲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实践哲学,以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便是其集中表现。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的城邦国家是以“贤人政制”作为标准模式的。这种政制以理念论为指导思想,以正义为根本原则,以智慧、勇敢、节制为伦理基础,以善为最高目的;实施这种政制的社会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严格的等级制、等级分工的社会,通过特制的教育制度培养一批身心健全、德才兼备、有知识有政治智慧的贤能的统治者、“哲学王”,由他们来执掌政权,在统治者集团内部实行财产公有,妇女和子女共有,男女平等,防止统治者腐败变质,以确保这种政制世代相传。     

《孟子节文》的文化省思

《孟子节文》在历史上只从1394年至1411年“合法地”存在了17个年头。在孟子升圣、《孟子》升经以后,朱元璋之所以还敢于以政治强权去强暴这个圣人和他的经典,关键原因就在于,传统儒家以“道德相”制衡“政治王”的激进理想,根本不利于他通过废除固有的宰相制度、从而营造明代的集权政治模式。尽管《孟子》文本的复原,仿佛表明传统儒家在“道德王国”与“权力王国”的较量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道德王国”的思想者们在集权政治模式下的“真实命运”,乃至一代代知识分子置身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坎坷经历,却是意味深长的。     

荀子的"法后王"与儒学的走向政治

孔子与孟子以道德自律、道德教化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而对外在制度的匡正作用重视不够,在实际政治中的可操作性不强,从而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现实政治所接纳。但救世济民这种根源于儒家思想深层的理念,必然要求后来的儒者强化儒学的现实性与在政治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荀子“法后王”就是对儒学发展要求的一个切实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王”毫无疑义地指“当今之王”或“近世之王”,亦即那些在春秋战国这一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变法自强的帝王,荀子探索出了儒学与政治的契合点,并由此开辟了通向政治实践的巷道。     

试论牟宗三对船山政治思想局限性评价

牟宗三认为即便是"开阔、弘通"如船山者,尚不能转出"民主政治"的新外王,此即为船山政治思想的"局限性"。笔者认为,牟先生这一评价,是把西方政治哲学中作为政体形式之一的"民主制"看作儒家有无政道的评判准则,如此限制了关于政体形式的讨论类型,致使无法同情地理解"圣君贤相"这一混合君主制、贵族制的"儒家"式政体形式,同时对民主制本身之弊端也缺乏必要的分析。另一方面,牟先生希望在王船山注重事功的基础之上再"稍进一步",转出"民主政治",应该说这个创见可以弥补儒家政治思想中"公民政治主体"缺位的不足,在儒家关于政体形式的探讨中,确实缺少对民主政体形式的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