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诗经学中的文王之化与淫诗说

朱子以文王之化解说“二南”,又以淫诗说审视“郑卫之风”,其背后均通向圣人之学。具体而言,朱子通过“生有圣德”、后人追述称王、以“理”解“天”回应文王受命说等方式,在其诗经学体系中塑造了文王的圣人形象,并作为学之典范,且认为文王之化使“二南”之人均得性情之正。相较之下,未被文王之化的“郑卫”,旧俗未革,故多淫诗。朱子分别从作者定位、“止乎礼义”之义及雅郑邪正之辨等方面审视淫诗于学者之影响,其批驳之旨乃为使读者保持对淫诗的警省,从而得以端正性情,并通向圣人之学。     

先秦儒家“自我”观念的三重面相

先秦儒家的"自我"观念包含三重面相:作为生物性存在的"自然之我",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应然之我",作为道义性存在的"超然之我"。"自然之我"主张满足个体正当欲望和物质需要,蕴含权利意识的萌芽;"应然之我"要求个体承担共同体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在群己关系中成人成己;"超然之我"倡导个体加强修养向君子人格与圣人理想趋近,担纲儒家之道。明晰先秦儒家包具三重面相的"自我"认同框架,有助于廓清原先的诸多错识。     

伍守阳的内丹术探微——以"三关修炼论"为例

伍守阳是明代后期著名的内丹家.伍氏三关修炼论是其丹法的核心内容.伍氏对三关修炼功法次第以及化暴化神之理等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发前人未发之秘.伍氏三关修炼论反映了那个时代道教内丹学的特色;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公与私的抵牾与和谐——一种中西比较的伦理视角

公私之辨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伦理学的诸多问题都与此相关或由此衍生.耙梳中外伦理思想上的公私之论,能够发现在不同的文化谱系中对公私问题理解与措置上的统一和差异,这对于我们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合理地处理公私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管子》“君臣篇”的领导思想探索

《管子》"君臣篇"包含着深刻的领导思想。它对君道"独立无稽""坐万物之原""兼而一之"的探讨深刻揭示了领导活动的超脱性、全局性、综合性等特点;同时,它从"主画之""官人不官""稽之以度"等方面阐释"为君之道",准确地把握住了领导者在决策、用人、控制方面的特殊职能。"君臣篇"对领导活动特殊性与领导职能的深刻把握,与现代领导学观点不谋而合,对现代领导学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对指导现实领导活动具有启发意义。     

周敦颐易学思想体系

古文运动以后,面对儒释道三教抗衡局面中儒学的式微,一大批秉持儒家道统担当情怀的知识分子孜孜矻矻地希求通过改构儒学以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而《周易》则因其丰蕴的形上智慧和思想资源成为了这一时期儒家知识分子普遍萃心的经典。这一缓慢的儒学复兴之路直到北宋五子才初步完成。作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成功地以《周易》作为自身的学术根基,建立了理学史上第一个高度哲学化的天人之学。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于周敦颐易学思想的关注较多集中在《太极图》的渊源考据上,而对其易学涵具的精深义理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以学理研究为主,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试图对周敦颐易学的脉络做一简单梳理。     

释道安与魏晋玄学

所谓格义,即中国早期佛教学者利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以诠释佛经奥义的做法.实事证明,释道安对格义之法并不反对,他所否定的只是机械比附.无论是他的佛学本体论还是他的禅数思想,可以说都是通过借鉴魏晋玄学建构起来的.在处理外来文化时,在不扭曲其本质精神的前提下,却能将它与本土文化的矛盾降到最低,这样的明智做法显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通过释道安佛学思想的建立,我们可以再次见出我国早期佛界学人的博大心胸和高超智慧.     

"洞极之经"反映王莽时代考

<太平经>的成书问题历来为学者所关注.本文结合有关史料,考证和分析了<太平经>成书过程的具体演变情况.作者指出,"洞极之经"是<太平经>成书的中间过渡环节,该书之编撰想法似源于王莽执政时期.     

试论清代中期易学诸流派的特色

清代中期易学流派众多,宋易学继续存在,汉易学得到复兴,兼采汉宋的易学出现,又有构建易学的新尝试.诸如此类,使这一时期的易学呈现出广博及多元化的趋向,可谓进入了对传统易学的整理与总结时期,也可以说是集传统易学之大成.因此研究清代中期易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