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丰富提高亲环境行为意愿

理解幸福和积极因素与亲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探究影响亲环境行为的积极前因,研究聚焦于心理丰富的幸福取向,通过10个子研究(N=2979)考察了心理丰富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发现,心理丰富程度越高,人们越愿意为环保做出努力和行为改变(研究1.1～1.4),而这是因为心理丰富提高了自我扩展水平(研究2.1～2.4),并且在个体将自然看作比自我更渺小时,自我扩展对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更显著(研究3.1～3.2)。研究结果揭示了幸福对亲环境行为的积极作用,为推动人们参与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提供了启示。     

贫困家庭儿童在青少年早期的亲社会行为发展轨迹：性别及父母教养方式异质性的影响

为了探究贫困家庭儿童在青少年早期的亲社会行为发展轨迹以及父母教养方式的异质性及其性别效应,对815名贫困家庭儿童(M=11.75±1.55岁;男生351人)的父母教养方式进行评估,并对其亲社会行为进行了2年共4次的追踪调查,数据分别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和多组潜变量增长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贫困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在青少年早期呈显著的线性下降趋势;(2)贫困家庭父母教养方式的异质性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初始水平和发展轨迹均有显著的效应,积极关爱型贫困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初始水平得分显著高于其它类型,但在发展轨迹上却呈线性下降的趋势;消极控制型贫困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在初始水平上显著低于其它类型,其发展轨迹无显著变化;(3)在性别效应上,适度关爱型组别中女生亲社会行为的初始水平显著的高于男生,且该组女生的亲社会行为下降速度比男生缓慢。结论：贫困家庭父母教养方式的异质性对青少年早期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轨迹存在显著效应,适度关爱型父母教养方式可以缓冲贫困家庭中女孩亲社会行为的下降速度。     

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自尊和基本共情的作用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来自山西省太原市和长治市的7所中学的2407名初一学生进行了调查,探究了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尊的中介作用和基本共情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父母低头行为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2)自尊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3)基本共情可以显著地调节自尊对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路径,但不能显著地调节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路径。     

分配对象和分配情境对4～6岁幼儿分配行为的影响

为了考察分配对象和分配情境对4～6岁儿童分配行为的影响,向儿童呈现合作和竞争两种分配情境,对150名4～6岁儿童在合作和竞争情境中面向不同分配对象的分配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1)5～6岁儿童比4～5岁儿童能够主动分配给他人更多的资源;(2)分配对象和分配情境对4～6岁儿童分配行为具有显著影响;(3)分配情境和分配对象具有交互效应,即相比竞争情境,儿童在合作情境中表现出了更强的朋友偏向效应;(4)在不同的分配情境中,儿童的分配行为理由具有显著差异。     

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康德式后果主义——以舍利·卡根为例

通过区分“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行为者中立”两种立场来探讨义务论与后果主义之间的优劣,是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认为道德规范对特定的个体行为者具有一种约束,这种约束要求特定行为者不能做某种行动,即便这种行动能够避免造成更大的侵犯。而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则否认道德规范指向某个特定的行为者,并对其产生实际的约束作用。不少研究者认为义务论坚持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进而把康德伦理学划归以行为者为中心的义务论范畴。然而,卡根反对这种解读,他试图证明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在规范层面支持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应当从中得出后果主义而非义务论的规范性结论。卡根的论证正确地指出了后果主义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却错误地否定了义务论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     

制度建构的“语言—心理—伦理”三维一体分析

陌生人社会治理呼唤公正合理的制度设计,社会本体论的语用转向为制度伦理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语言是通达心智最为便捷的通道,也是连接道义和规范的必然桥梁。制度性事实是依赖制度运行的人类基本社会活动,由于语言对制度与制度性事实建构的同构性,通过对制度性事实建构的“语言—心理—伦理”三维一体化审视,可以实现对制度建构过程的深度透析。制度创建者的言语行为背后蕴含的集体心理和伦理规约成为制度理性的重要来源,言语行为在成功执行中实现事实(外在世界的各种恰当条件)与价值(由集体意向性表征的独立于个体欲望的理由)的统一,保证了建构的合理性。由此,制度建构的语言、心理和伦理分析是三维一体的。     

群体认同对群际敏感效应及其行为表现的影响

通过实验研究了群际互动中个体对不同来源身份的消极群体评价的情绪反应及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并从情绪-行为反应的连续性视角探索群际敏感效应的行为表现及内在机制。结果发现:(1)相比内群体的消极群体评价,外群体的消极群体评价更能引起消极情绪反应;(2)群体认同对群际敏感效应起调节作用,高群体认同者对来自外群体消极评价的情绪反应更加负面,而低群体认同者这种趋势并不明显;(3)高群体认同者在经历外群体的消极群体评价后会表现出更多的内群体积极行为,且消极情绪反应对此起中介作用。研究扩展了群际敏感效应的适用范围,并为探讨其内部机制和后续影响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行为干预情绪记忆再巩固：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

重新激活已经储存的记忆会重返暂时不稳定的状态, 需要经历重新稳定, 称为记忆再巩固。在这期间可以通过多种行为手段破坏、强化或更新原始记忆痕迹, 这为开发一种革命性的情绪记忆障碍治疗方法开辟了道路。然而, 即使在简单的实验模型中引发记忆再巩固的条件也是复杂的, 这给临床转化带来了困难与挑战。未来研究可以设置更具生态效应的基础模型, 寻求引发以及干预再巩固的最佳方式, 从神经生理、细胞分子层面进一步深化其内在机理研究。     

健康领域的跨期决策与健康行为

健康领域的跨期决策关系着个体和国民的健康和福祉。目前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参考传统金钱领域的相关理论模型和方法的阶段, 但健康跨期决策具有领域特异性, 沿袭金钱领域理论模型和方法, 导致该领域在研究方法和结果上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性。健康跨期决策的行为后果是该领域关注重点, 多数研究均报告个体的低时间折扣率、高未来时间取向与其健康保护行为正相关, 与健康风险行为呈负相关。该领域也关注健康跨期决策的影响机制, 如决策对象和决策主体的核心特征等因素。未来研究亟需发展适用于健康领域的跨期决策模型和研究范式, 明确健康行为与跨期决策偏好的关系, 深入探讨健康跨期决策的内在选择机制, 并在健康行为干预和医疗卫生政策应用方面进行更多的尝试和探索。     

权力感对炫耀性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基于高成本价值信号理论,本文探究了权力感对炫耀性亲社会行为的影响。5个实验的结果表明:权力感促使个体更愿意从事炫耀性亲社会行为,高(vs.低)权力感个体更倾向购买炫耀性亲社会产品,更愿意进行炫耀性捐赠且捐赠金额较高,也更愿意参与炫耀性善行,其机制在于高权力感者具有较高的自我矫饰动机。本文对理解权力感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丰富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文献有理论贡献,对有效引导高权力感者从事亲社会行为具有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