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耶路撒冷会议看法律的精神与应用

教会在人类历史中的发展并不顺利,其间不乏挣扎和争执。这些挣扎和争执,或者是教会进入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在其中生长发展时遇到,或者是教会内部因信仰真理带来的不同讨论而产生。当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影响教会大局的时候,各教会的     

聆听玛窦“:山中圣训”序典

玛窦福章第5章一开头(5:1-2),作者对山中圣训(5至7章)的时机和场景做了细致的交待,要领会山中圣训以及作为山中圣训开篇的真福八端的真正意义,这句短短的话不可不留意,而这可能也正是我们日常读经最不经意的地方:耶稣一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门徒上他跟前来,他遂开口教训他们说(5:1-2):如果我们拿玛窦福音与其他福音比较,就会发     

身体、不良信念与文化认同的基本态度:从沙特谈起

本文尝试透过沙特(Sarte)的"不良信念"、"身体"(body)等概念以及他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论述来探讨文化族群认同的问题.在其主要哲学著作<存有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一书中"不良信念"与"身体"虽分别出现在不同的脉络,但就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阐述沙特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除了整理出沙特关于族群问题的论点外,也藉此重新思索文化族群认同问题.     

重思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有过三个回合的论战。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聚焦于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立足于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文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批判过程中对鲍威尔的思想进行了降格处理，主要体现在将鲍威尔人的解放的主张降格为政治解放的主张。这一降格处理根源于二者思想的深层分歧，即是否承认“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前提，只有承诺这一前提，才能说鲍威尔只能达到政治解放的高度而达不到人的解放的高度。未澄清并重视此前提而径直将鲍威尔的主张定性为政治解放，既会掩盖鲍威尔对人的解放的关切，也会模糊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深层分歧所在，不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独到之处。     

犹太人问题的现代病根——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的诊断

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都试图将犹太人问题与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相关联，诊断犹太人问题的现代病根，但三者做出了不同的诊断。鲍威尔认为是宗教本质的局限性与特权的效力，马克思却认为是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冲突，赫斯则认为是种族-民族冲突。虽然现实中的犹太人问题糅合了宗教、特权、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种族、民族等多种因素，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都切中了犹太人问题的现实。但是，三者的诊断并不能等量齐观，因为三者分歧的焦点不在于犹太人问题是什么，而在于现代意义上的犹太人问题是什么。综合考虑三者的理论眼光和现代社会的总体图景变迁，本文认为，相比于鲍威尔和赫斯，马克思的诊断更具有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