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人格与员工创造力: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

本文基于动机行动和成就动机理论,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检验创造性人格对员工创造力产生的作用机理。以251套来自主管-下属配对的问卷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造性人格可预测员工创造力产生,学习目标导向与绩效证明目标导向在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内在动机能够强化个体目标导向对创造力的作用,并显著正向调节创造性人格对员工创造力的间接效应。最后,论文讨论了研究发现对员工创造力产生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情绪的动机性对注意控制的影响

控制情绪的效价和唤醒度,考察情绪的动机性对注意控制(抑制和转换)的影响。结果发现:高趋近与高回避动机的情绪使被试对oddball任务中偏差刺激的反应更慢,在转换任务中有更大的转换代价;低趋近动机的情绪加快对偏差刺激的反应,降低转换代价;低回避动机的情绪对偏差刺激及转换任务没有影响。说明情绪的动机方向和强度共同调节对注意控制的影响,在趋近性动机方向下,高动机强度情绪阻碍注意控制功能,低动机强度情绪起促进作用;在回避性动机方向下,高动机强度情绪也损害注意控制,低动机强度情绪则没有影响。     

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创新自我效能感量表、内部动机量表、外部动机量表和创新行为量表,对北京和天津地区的144名科技创新者进行问卷调查,检验了科技创新者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内部动机、外部动机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创新自我效能感、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和创新行为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创新自我效能感、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均可正向预测创新行为;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在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新行为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初步揭示了科技创新领域中创新动机、自我效能感和创新行为之间的动态关系。     

影响再次侵犯的实验研究:报复、惩罚、沉默、还是宽恕?

本研究从侵犯者角度出发,探讨受害者不同应对策略是否会影响侵犯者的再次侵犯。研究1采用囚徒困境范式,考察62名大学生应对策略和报复机会对再次侵犯的影响。研究2采用故事情境法,考察227名被试应对策略、年龄对悔改动机和再次侵犯的影响。结果发现,应对策略、年龄的主效应显著,二者交互作用显著,被试年龄越大对报复者侵犯的可能性越低。启示我国目前仍应以报应性司法模式为主,可在青少年群体尝试恢复性司法。。     

人为德性与文明社会的秩序构建——对休谟正义理论的辩护性阐释

休谟的正义理论是克服现代个体自爱与社会性之间系统张力的重要理论努力,但这一理论一直面临一项质疑:正义作为人为德性,其"德性"面相与"人为"面相存在内在矛盾.针对道德心理机制和人为秩序构建过程的细致分析表明,一方面,休谟的德性理论重视行动后果,主张对行动后果的同情是道德评价的出发点,能够为服务于功利后果的人为制作赋予道德尊严;另一方面,休谟的人为秩序构建理论强调动态过程,在小型社会到大型文明社会的演化中,开明自利的自然动机和正义感的道德动机相互配合发挥作用."德性论"与"人为论"彼此支持,共同奠定了大型文明社会的正义秩序.     

共情可控?以自上而下视角考察共情的可调节性

以往研究表明共情的特点包括自动化与情境依赖性。但是, 有关共情的理论模型与潜在神经机制仍存有争议。为更好地适应现实需求, 研究重点从共情的结构和功能角度逐渐向塑造和调节共情发展。近年来, 有研究者提出自上而下的心理过程与共情调节有关, 特别是共情的目标表征形式, 以及目标的价值权衡。因此, 考虑到共情的目标导向性对于共情的内部构建与外部表现形式的影响, 建议未来研究考虑从自上而下视角考察共情的可调节性。     

孤芳自赏还是乐于助人?员工自恋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整合自恋双元理论和特质激活理论, 探讨欣赏型自恋、敌对型自恋对员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 深入分析了员工关系趋近型动机和关系回避型动机的中介作用以及任务相互依赖性的调节作用。通过对来自员工-同事二阶段配对的235份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 欣赏型自恋对员工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敌对型自恋对员工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关系趋近型动机在欣赏型自恋与员工亲社会行为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关系回避型动机在敌对型自恋与员工亲社会行为之间没有发挥中介作用; 任务相互依赖性不仅正向调节欣赏型自恋与员工关系趋近型动机的直接效应, 而且还正向调节着欣赏型自恋通过关系趋近型动机对亲社会行为的间接效应。     

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

系统合理信念反映了人们的系统支持态度,即对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正当性的感知,以及相应的支持和维护社会系统的态度。以往关于社会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一方面,社会认同理论等自利取向的理论认为,严重的不平等不利于低地位者维护自我及内群体利益,因此会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另一方面,系统合理化理论却提出,在不平等更极端（而非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甚至是低地位者）反而更可能合理化不平等,表现出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实证研究中,两种观点分别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但同时也面临很多质疑。 面对上述分歧,本文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即“社会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双路径模型”。该模型认为,自利取向理论与系统合理化理论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共同解释了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关系的“全貌”。因此,理论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不平等究竟增强还是减弱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而在于分析不平等增强或减弱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条件（即认知基础）及其内在机制（即动机基础）。 第一,在认知基础方面,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关注不平等“量”的程度及其与系统合理信念的线性关系,该模型认为还应关注不平等“质”的差异及其不同效应,即关注低地位者对不平等的认知过程。一方面,严重的不平等损害低地位者个人或群体的现实利益,构成一种现实威胁;另一方面,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与人们关于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的信念相冲突,构成一种象征威胁。 第二,在动机基础方面,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分别使其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且两种动机彼此冲突;不同于以往研究采用对立视角考察两种动机,或是过于强调二者之一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两种动机是并存的,相互之间并非全或无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厘清二者发挥作用的条件,即什么影响二者孰强孰弱,又是什么决定了何者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区分不平等“质”的差异是厘清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换言之,不同动机为低地位者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提供了动力,而何种动机发挥主导作用则取决于低地位者如何对不平等进行认知。具体而言,当凸显不平等在个体或群体水平的现实威胁时,更可能激活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进而抑制其系统合理化动机）,继而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而当凸显不平等在系统水平的象征威胁时,更可能激活其系统合理化动机（进而抑制其自利动机）,继而增强其系统合理信念。 “双路径模型”通过分析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认知基础,进而厘清不同动机的作用,将以往研究中看似矛盾的结论整合于一,为理解不平等对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解释两种理论的“分歧”提供了一种整合框架,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     

墨子和边沁之功利论思想比较

功利论的理论框架由英国哲学家边沁于18世纪后半叶创立,其基本特征是:苦乐感情是人性或道德的基础;苦乐的精确计算和道德上的善恶评价密切相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其功利原则,同时也是社会道德标准,决定着个人行为的方向。     

浅论地藏教法于世间伦理的应机之处——以地藏菩萨“无边身”为中心

《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天台宗判教中划归为法华涅槃时,属于一乘圆教。《法华经》之圆顿,在于其会三乘法为一佛乘。而《地藏菩萨本愿经》之殊胜则在于,将世间法也导归佛法。本文试图以"身"这一概念管窥其导归之法:看菩萨如何导众生之功利动机归道德之行;导众生之生死恐惧归菩提大愿;导众生之家庭伦理归出世善根。佛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