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子健将级跳高运动员神经类型和场依存性特征的研究

本文运用了安菲莫夫矫正法和棒框测验两项心理测验方法,对中国81名现役男子跳高运动员(二级25人,一级33人,健将23人)进行了神经类型和场依存性一独立性等征两项心理素质的测定。数据处理结果发现:1.健将级运动员的神经类型分布差异达显著水平,其中安静型占47.83％,兴奋型占43.47％,而在其他两个等级的跳高运动员中,神经类型的分布差异都未达显著水平;2.健将级运动员的场独立性最强,与一、二级跳高运动员相比,其差异这显著水平。本文从理论上初步揭示了这两项心理素质与高水平跳高运动的内在联系,阐明了安静型与兴奋神经类型和较强的场独立性在跳高比赛中的优势。以上两个发现对男子跳高运动员的心理选材和训练都有参考价值。     

特质正念与专业运动员心理健康：链式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

基于正念监控与接受理论(monitor and acceptance theory, MAT),以460名专业运动员为被试,探究特质正念与专业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关系。结果发现：(1)特质正念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负向预测抑郁-焦虑-压力,并分别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自我同情的单独中介及两者的链式中介发挥作用;(2)该模型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以主观幸福感为结果变量时,男性组中介效应大于女性组;以抑郁-焦虑-压力为结果变量时,女性组中介效应大于男性组。研究结果可以为提升专业运动员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和干预方向。     

从接力赛所想到的

我是一个爱文艺不爱体育的人,但由于从圣经中看到保罗常以体育比赛喻解属灵的道理,这才使我有兴趣打开电视,走进体育大世界里,看一看那激动人心的赛场。 令我最有兴趣观看的就是田径场上的接力赛,你看那一个个朝气蓬勃。     

姚明：信仰是我们现在缺失的

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青年领袖圆桌会议在海南博鳌举行，篮球运动员姚明出席并坦言：“我在2005年的时候也沉迷网络游戏，因为觉得虚拟世界更自由，但是现在觉得现实更真实。”当芮成钢问姚明，财富给他带来多大幸福的时候，姚明回答说：“我拿到第一张NBA支票时，确实很幸福。但之后，会有一种无止境的欲望，要控制自己。美国球员打球前会约见牧师传道，而信仰是我们现在缺失的。在某个时候，我需要某些依靠。但是在我的文化背景里我找不到这些。”     

只管向前奔跑

贝基拉出生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贫苦的家庭，很小的时候，他就渴望成为一名驰骋赛场的长跑健将。他时常站在训练场边，羡慕地看运动员们的训练。但极度贫寒的家境，让他自卑得有些羞愧—他不仅拿不出训练费，连最便宜的普通跑鞋也买不起。     

谁拉你走向平庸

有这样一个实验：一位长跑运动员参加一个5人小组的比赛，赛前教练对他说，据我了解，其他4个人实力并不如你。结果，这个运动员轻松跑了个第一名。后来，教练又让他参加了另外一个10人小组的比赛，教练把其他人平时的成绩拿给他看，他发现别人的成绩并不如自己，他又轻松地跑了个第一名。     

论篮球运动员心理素质的训练方法

篮球是一项高强度、高对抗的运动,运动员的心理素质在对比赛的胜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心理素质可以保证运动员技战术的正常发挥;反之,心理素质不稳定会导致运动员发挥失常。所以,在现代篮球的发展中不仅要培养运动员的技战术,同时要加强心理素质方面的训练。通过在日常训练中对运动员进行篮球意识的培养、自信心的培养、坚强意志的训练以及模拟训练来加强运动员的心理素质,以保证运动员在比赛中能够实现高水平的发挥。     

高校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与运动员精神: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采用家长式领导行为问卷、运动价值观问卷、运动动机问卷和运动员精神问卷,对495名高校高水平运动员进行调查,以探讨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运动员精神的影响,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家长式领导行为对运动员精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运动动机在其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2)运动价值观在家长式领导行为与运动动机之间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即运动价值观得分越高,这种正向关系也越强;(3)运动价值观对家长式领导行为与运动员精神关系的调节作用,是部分地通过运动动机为中介而产生。     

运动情境四维成就目标定向量表的初步编制——以第十二届特奥会中国籍智力残疾运动员为被试

该研究在文献分析和访谈的基础上,确定智力残疾运动领域成就目标定向的四维结构并编制初测问卷。对400名特奥会运动员进行了施测,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显示,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可以作为运动领域四维目标定向的测量工具。     

我国运动员主观幸福感内部结构及外部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探索我国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内部结构,并对我国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我国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由7个二级指标及38个三级指标构成,其中负性情感、生活环境、训练竞赛、人际关系等二级指标对我国运动员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竞赛水平的发挥、教练员对运动员的公平性、运动员伤残补偿制度建设、运动队管理方式、运动成绩提升空间等三级指标是影响运动员幸福感的重要外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