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性情观下的礼论

如何化解情与礼的对立,并维持二者之间必要的张力,是儒家道德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王船山在其性情论基础上,对情礼关系进行了新诠。他对情的性质和善恶两种方向进行了深入辨析,揭示了情发挥正向道德作用的必要条件,主张应以恒善之性作为无恒之情的价值尺度和主宰。在发挥情欲正用的过程中,恒善之性也得以动态地呈现和充实,这也是船山人性生成的实质内涵。在此性情论基础上,船山建构了与人性紧密相连的礼说：礼不是割绝人情的天理,也不是人情之外的规范,而是实现了性情贯通、作为人道典范的情。此一理论建构,兼顾了礼合人情的正当性和礼治人情的必要性,并对宋明以来离人情言礼和即人情言礼的两种偏颇进行了修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爱国爱教 团结进步 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北大核心CSSCISSCI

《江泽民文选》的出版发行,是包括中国宗教界在内的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特别是8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激发了中国宗教界包括天主教界人士学习《江泽民文选》的热情。文选收录了江泽民同志从1980年8月至2004年9月这段时间内的各类重要著述203篇,生动记录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各界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进程,深刻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和重大成果。文选内涵丰富、高瞻远瞩,结合我国国情,从战略高度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许多领域都有精辟的论述。文选的出版发行,为我们深入地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好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特别是对于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建寺安僧传慧灯，庄严国土济苍生--记仙游龙华寺住持宏玉法师

宏玉法师说：“佛教的教育主张一种‘菩萨’精神,即所谓‘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我们要将僧众培养成为爱国爱教,能够弘扬佛教传统文化,遵守寺院的规则,走向世界的人才。”     

坚守信仰与遵纪守法

"爱国守法"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首条内容, 基督徒理当努力践行。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基督徒在 社会上,也在宗教活动中,遵纪守法,广行善事,为主 作出了美好的见证,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教会里有些弟兄姊妹还 存在"重信仰,轻法律"的观念,这将成为学习贯彻《宗 教事务条例》的一大障碍。所以,我们很有必要认真思 考这个问题。     

"群己之辩"与近代中国的价值观变革

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群己之辩"只是近代的产物.由于试图在"天理"的框架内安放个人或个性,前近代思想家至多只是赋予"己"以有限的独立性.以龚自珍为发端的价值观变革以"天"与"人"的分离为前提,从张扬以往被压抑的个人和个性开始;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关系重组导致了新的群体意识的产生.围绕着社会、政治伦理展开的价值观争论,曾经出现过种种不同的观点.尽管有过个性解放的高潮,但近代思想家大多更倾向于群己平衡、甚至群己和谐的理想.只是并没有发现有效地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在"群己之辩"方面的价值观变革并未终结.     

罗尔斯原初状态的康德式诠释

罗尔斯吸收并改造了康德的定言命令理论,提出了一个"合理而理性的行动者在原初状态中的一致同意"的命题,作为社会正义原则的基础。他认定康德的理论有一些致命的缺陷,并且试图把定言命令的三条公式联合在他的原初状态之中,以便克服这些缺陷。同时,罗尔斯还认为,在关于社会正义原则的慎思中,一些合理的经验性的条件必须得到保留。因此,他用无知之幕取代康德的目的公式,以削弱后者过于严苛的限制。     

孔子是怎样解释《周易》的

孔子与《易》是有密切关系的,抛开《史记》和帛书的记载不言,仅就《论语》中两条最直接的材料来看确实如此。"加我数年……"当为孔子五十之前所说。五十之前,孔子也曾学《易》,而孔子认为知天命之年尤需学《易》。"不占而已"表明孔子解《易》以德,判定吉凶不需要占筮,而是取决于人的德性。孔子以"生生之德性"解《易》,以"道德必然性"解"天命",通过揭去《周易》的神秘外衣,发掘并发展其天人之学,将隐微难言的性与天道托诸于显著的人道德性,发展出天人合一的德性学说。     

论梁武帝之亡国并非由于佞佛

梁武帝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由于他既是创业之君又是亡国之君,历来世人每把梁末的社会动乱及灭亡,归咎于梁武帝的佞佛。实际上,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现分析如下。首先,佞佛是南北朝的共同风气,并不只是梁武帝时独有的现象。佛教自东汉时传入我国,经过魏晋到南北朝,进入一个兴盛阶段。南朝帝王,大都尊崇佛教。宋文帝曾对何尚之等人说:“范泰、谢灵运每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颜延年之折《达性》、宗少文之难《白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