忒修斯之船疑难的消解：经典方案反思与新路径建构

“唯靠X和Y原则”和“最佳候选者理论”是忒修斯之船疑难的两类经典消解方案,二者各执一端,无论从本体论还是认识论视角看都存有不足。跟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并加以修正,将形式因和质料因看作忒修斯之船的本质属性,从本体论视角看,拆装船与原船“同一”,修补船与原船“相同”但不“同一”;从意向性指称理论视角看,原船、修补船与拆装船的同一性判定往往受认知主体的意图和意向性影响并随之改变;从作为内在因素的本质属性与作为外在因素的意图、意向性两方面来衡量,二者在不同情境下作用力大小不同,产生的合力不同,引发的判断自然有所不同。由此,就可以有效地弥补经典消解方案的不足,同时合理地修正“否定忒修斯之船本体同一”和“否定存在本体同一标准”的认识。     

人机融合智能的自我意识与交互主体性

自我意识是主体性的前提,而语言是主体性的载体。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实现了人机自由交互,由此带来了人机是否产生交互主体性的论题。人机融合智能是由人—机—环境构成的群体智能系统。人机融合智能的交互主体性由人主导,并且由于使用者对智能机器人主体地位的功能赋予,产生了人机交互主体性。如果把交互主体性作为自我的原初存在,人机融合中使用者就在自身意识经验中构造出他人,从而使得智能机器人获得主体地位而无须具有自我意识,同时认为机器人的伦理意义不必依赖其意识和思维的存在,而是依据其在人机互动中的外在表现。人机融合智能的交互主体性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无法避免的道德后果,如意识经验结构的改变与自我的损耗、机器依赖与虚拟亲密关系的建立、隐私安全与远程受控的风险加剧、人格同一性变化及责任归属困难等,需要人类社会进行前瞻性考量和应对。     

玄德的澄明

澄清老子“玄德”的内涵,是把握近“道”之德的关键,也是理解重“德”的中国哲学的关键。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老子的“道”与“玄”,把“道”看成是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把“玄”看成是有与无的统称,那么,玄德的内涵将不再模糊——从根本上说,玄德不是幽隐深远之德,不是“水”德、“生”德、“损”德,而是兼通有无之德。兼通有无的“玄德”,是理解“常德”“孔德”“上德”“广德”“建德”的枢纽,也是理解中国传统伦理学之“德”范畴的重要切入点。     

爱国爱教 荣神益人的良牧——怀念主的忠仆杨志华牧师

杨牧师被主接去已经10个年头了,但他那种爱神爱人敬业的精神,至今仍然萦绕脑际,无法忘却。     

牧羊人之歌(组诗)

序曲 探寻那一段黄沙淹没的古道,追索那一行岁月掩埋的脚印,寻觅那一串渐渐远去的姓名,撩开历史云雾般的轻纱,     

意志与让予的交错——论海德格尔式“泰然让之”的内在结构及其伦理缺失

"泰然让之(Gelassenheit)"是理解海德格尔后期技术批判以及存有之思的关键概念。它具有一种双向结构:一是存有本身的层面,即存有本身的自行敞开与让予;二是属人层面,即人对存有本身之让予的让予。其中,属人层面的泰然让之又具有三个环节:从主体性强力意志以及表象性思维中的"让出"——无所施为地等待——"让"自身"入"于存有本身的自行敞开。然而,泰然让之并非一种消极性的存在姿态,而是有着"力量和决心"在其中隐藏和支配着,通过归属于存有而促进自身本己本质的提高,从而呈现出意志与让予相交错的结构。此外,泰然让之作为海德格尔后期所谓"源始伦理学"的核心姿态,必然会使得自我与他人的关联隶属于与存有本身的关联,从而为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所批评。但需要注意二者的视角差异,以及两种伦理观之间的互补性。     

戴震的道德絮情理论及其普遍正义原则

在诸多戴震道德哲学诠释中,"达情遂欲"的情欲主义、"能知故善"的理性主义抑或"遂其群生"的功利主义皆有之。这些诠释可能都没有触及到戴震道德哲学的真谛。戴震论"心"既有"知"也有"情",论"情"既讲自然情欲也讲道德情感。在戴震看来,人类顺承天地生生之德,在孟子"不忍人之心"这一纯粹内在"反思性情感"的自主驱动之下,通过"自求其情""以情絜情"和"情得其平"三个步骤,最终指向了"天下共遂其生"的普遍正义状态。戴震道德哲学并没有将道德动机简单归结为情欲满足最大化,也没有将絜情工夫简单理解成功利的算计,而是力图在生活实践中发挥每个人的道德情感平衡要求以实现普遍公平正义。这一以情感主义为基础的道德哲学建构极具挑战性,能够自成一格,当是明清以来不可多得的儒学新诠。     

第三方惩罚的演化与认知机制

第三方惩罚一般是指当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与自身利益无关时,个体牺牲自我利益来惩罚违规者的行为。最近的研究发现,对于个体而言,第三方惩罚是一种具有适应性的信号,包括建立良好的声誉以及威慑违规者。不同情境下第三方惩罚的功能有所差异,它是一种特殊的利他行为。第三方惩罚依赖于多个系统,涉及情绪反应、共情等社会认知能力以及认知控制等中央执行能力。探讨该行为的演化和认知机制也能贡献于个体、群体和人际层面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     

论康德对“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权利”的批评

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权利》一文中认为,说真话是一种形式义务,人们应该无条件地履行这个义务,不管由此导致什么后果。贡斯当和科尔斯戈德分别从法学层面和伦理学层面对这个观点进行批评,都认为康德所谓的不说谎义务在现实中缺少可行的条件,不可能得到普遍遵守,但是这并不能从理论上反驳康德的"应当不说谎"观点。康德的绝对不说谎义务的理论困难主要在于,未能真正直面不同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未能指出解决不同道德义务冲突的依据。     

西方生命医学伦理“施益原则”与当代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之对话

本文旨在为西方生命伦理"施益原则"与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1)之内涵进行增补,以"忠恕之道"回应两原则之内在问题。"施益原则"提出,"须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足以保证花费的成本"作为施益者是否施益于对象之衡量标准。但成本与利益难以估量,是此原则面临最大的问题。"仁爱原则"提出,"爱人"、"推己及人"、"克己复礼"之概念。但其首先肯认"仁"天生本具,这适合作为教育培养生命医学相关人员之道德品格,但忽略面对现实问题的行动判断方式。本文认为,应该延伸"推己及人"的概念,强化"忠恕之道"中我-他者的双向的结构,亦能增补"施益原则"与"仁爱原则"之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