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熟练类型双语者情绪Stroop中的自动化情绪通达

采用情绪Stroop范式探讨3种不同熟练类型双语者在L1(The first language,简称L1)和L2(The second language,简称L2)条件下的自动化情绪通达。实验设计为2(L1和L2)×3(全面熟练双语者、阅读型熟练双语者和听说型熟练双语者)×3(积极词、消极词和中性词)的混合设计,记录3组被试对词汇颜色判断的反应时和错误率。结果:(1)全面熟练双语者和阅读型熟练双语者在L1和L2条件下对情绪词汇颜色命名的反应时显著大于中性词汇;(2)听说型熟练双语者在L1条件下对情绪词汇颜色命名的反应时大于中性词汇,而L2条件下3种词汇并无差异。结论:(1)全面熟练双语者在L1和L2条件下均出现了自动化情绪通达;阅读型熟练双语者在L1和L2条件下也出现了自动化情绪通达;(2)听说型熟练双语者在L2条件下没有达到自动化情绪通达,其情绪联结性弱于L1条件。不同语言习得类型的熟练双语者在情绪Stroop任务中情绪自动化通达的表现是不同的。     

老年人夫妻依恋稳定性及其与配偶支持的关系

通过追踪研究,考察了老年人夫妻依恋的稳定性及配偶支持情况对夫妻依恋稳定性的影响.共有75名配偶健在的老年人参与了间隔3年的两次调查,第一次参与研究时的年龄范围为60~84岁.老年人夫妻依恋问卷和配偶支持问卷分别用来测量夫妻依恋和经历生活事件时夫妻间的支持情况.结果表明:(1)老年人夫妻依恋安全、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的跨时间稳定性较低;(2)对于依恋的变化,配偶支持是较生活事件发生数量更有效的预测指标,觉知到的配偶支持水平和支持满意度能够显著预测依恋安全、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分数的改变.     

大学生亲子依恋、分离-个体化与自我同一性状态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1131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考察了亲子依恋、分离-个体化与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状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良好的亲子依恋可较强地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积极分离-个体化,同时较强地负向预测消极分离-个体化;（2）亲子依恋除对同一性早闭状态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外,对其他三种同一性状态的影响均以积极分离-个体化和消极分离-个体化为中介实现的。亲子依恋和分离-个体化两方面相结合形成了积极的亲子关系环境,有利于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的形成。     

学校联结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学校联结是指个体与学校以及学校环境中的人所建立起来的一种联系,主要分为学校依恋、老师依恋、学校承诺三个维度。已有研究表明：学校联结与学生学业成绩和健康行为有直接相关,学校联结性高的学生,其学习成绩也较好,健康行为发生的频率也会增加,因此学校联结在促进学生学习与发展、预防健康风险行为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学校联结的概念、测量方法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尝试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群体潜能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转换型领导力的调节作用*

从团队创新内在动力视角出发,考察了群体潜能与团队绩效间的关系,并探索了转换型领导力对该作用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群体潜能与团队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关系受到转换型领导力的调节,高水平的转换型领导力会增强两者的联系,低水平的转换型领导力会减弱两者的联系。     

夫妻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依恋安全性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以41对新婚夫妻为研究对象,采用观察法与问卷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夫妻冲突和支持、依恋安全性和婚姻质量之间的相互机制进行探索。结果显示：（1）妻子的婚姻质量更受到问题解决情境中（而不是社会支持）夫妻的积极行为（而不是消极行为）的影响;丈夫的婚姻质量更受到社会支持情境（而不是问题解决）中夫妻的消极行为（而不是积极行为）的影响;（2）妻子的依恋安全性显著预测妻子的婚姻质量,但丈夫的依恋安全性不能显著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3）妻子的依恋安全性在丈夫和妻子的问题解决积极行为对妻子婚姻质量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而丈夫的依恋安全性在夫妻问题解决、社会支持行为与丈夫婚姻质量的关系之间不起作用。     

蒙汉族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成人依恋与心理困扰的关系研究

通过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了576名大学生,对其施测父母养育方式量表、亲密关系体验量表和心理困扰量表,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分别考察了父母养育方式的蒙汉族差异以及成人依恋模式在父母养育方式和心理困扰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 蒙古族父母对孩子的关爱程度和给孩子的自主性要显著高于汉族;(2) 汉族的成人依恋模式在父母过度保护与抑郁-焦虑-压力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而蒙古族成人依恋的中介作用不明显,但母亲的冷漠拒绝和过度保护会导致个体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父亲的冷漠拒绝和过度保护会影响个体的抑郁和焦虑,母亲的过度保护和父亲的冷漠拒绝会影响个体的压力。     

焦虑障碍的认知偏向矫正：应用与争议

认知偏向是焦虑障碍患者的重要认知特征, 是指患者或高焦虑个体对负性或威胁性信息存在认知加工方面的偏向。目前该领域的研究聚焦于注意偏向和解释偏向。近年来, 研究者致力于将认知偏向的矫正应用于焦虑障碍患者的临床治疗, 得到了不一致的结果。本文总结了将认知偏向矫正应用于临床实践的不同方式, 并从主观报告的疗效证据、行为及生理指标的疗效证据, 以及未发现疗效证据的研究三方面回顾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于结果的高度不一致, 本文从期望效应、干预对象、因变量和其它参数等方面探讨了可能的原因, 并讨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情绪调节效应的发展:一个V型发展趋势

从青少年早期到成人早期,个体情绪调节等高级社会认知功能得到进一步完善,对情绪调节的需求也日趋增长。情绪调节的发展是青少年情绪社会化发展一个重要的任务,学会采用有效的调节策略对自身情绪进行调节是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众多关于青少年社会行为研究中,对负性情绪调节能力的探究最为成熟与深入。以往研究指出,儿童青少年对负性情绪的体验激活和调控失败都是导致其非适应性行为的原因,情绪调节方式的错误选择会与其外化行为问题和和内化行为问题有很大的关联。由于青少年适应性行为的习得是多种社会性发展指标的重叠和交叉作用的体现,我们无法完全理清其中的复杂交互作用,因此从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效应发展入手探讨个体的适应是寻求问题解决的一个可行手段。 以往研究者认为,成熟且有效的情绪调节指的是,个体能够通过控制自身的激活和唤醒以达到情绪性、生理性和社交的适应,最后达成个人的目标。情绪调节的发展也可被看作是从被动式的、有他人参与的调节（例如,社会性参照）逐渐进步为主动的、有意识的根据外部线索进行的情绪调节（例如,根据指导语提示调整自己情绪状态）。 本研究旨在探究不同年龄被试（青少年早期、青少年晚期、成人早期）在按照不同指导语提示要求下增强调节和减弱调节调节效应量的年龄差异。选取上海市初中生被试35名（22男,13女;M = 14.06岁,SD = 0.42 岁, 年龄范围：13-15岁）、高中生被试37名（13男,24女;M=16.56岁, SD=0.56岁, 年龄范围：16-18岁）以及成人被试35名（9男,26女;M = 23.60岁,SD = 1.96岁, 年龄范围：20-29岁）,采用3（年龄：初中生、高中生、成人,被试间变量）? 3（情绪刺激：正性、中性、负性,被试内变量）? 3（调节策略：增强调节、减弱调节、不调节,被试内变量）混合实验设计,使用情绪反应性—调节图片任务（Reactivity and Regulation-Image Task,REAR-I Task）对不同年龄被试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效应量进行考察（Carthy, Horesh, Apter, Edge, & Gross, 2010）。 研究发现,从总体趋势来说,情绪调节策略的效应发展呈V型发展趋势。当不同年龄被试按照指导语要求对其情绪体验进行主动调节时,成人被试的调节效应是最大的,初中生次之,而高中生的调节效应则最低。情绪调节的V型发展趋势与以往研究中关于情绪调节态度以及自我发展的趋势相一致。另外,与增强调节策略的使用相比,减弱调节策略效应的发展是最大的。这可能与中国背景下减弱调节的适应价值有关。     

责任与仁爱:新时代师生伦理的核心价值追求

责任型师生伦理是以责任心为核心、以单向度和他律性为主要特征的底线伦理,强调职业范围内师生的基本道德规范和遵循,虽有其合理的因素,但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对师生关系的新期待和新要求。新时代仁爱型师生伦理是对责任型师生伦理的超越与发展,其以仁爱之心为核心,强调从责任走向仁爱,体现了双向性、自律性等崇高伦理特质。它的基本特征是自觉性、互爱性和高尚性,具有弘扬师生重情的教育传统、缓解现实生活中师生情感冲突、凸显师生关系的与时俱进等当代价值意义。践行新型师生伦理需要从三个方面构建策略,即坚守责任,面向仁爱;互塑生命,走向自觉;以仁育爱,共担使命。新时代仁爱型师生伦理对正确处理师生关系,缔结师生情谊,实现师生各自生命价值,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