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连A都知道--认知逻辑EK1-EK3

首先,我们构造认知系统EK1-EK3,给出它们的一些证明论结果。其次,我们引入邻域语义,给出EK1-EK3的特征公理和规则的框架条件,证明EK1-EK3相对这些框架条件分别是框架可靠的。最后,我们证明EK1-EK3相对这些框架条件分别是框架完全的。     

第五讲 灵敏度分析在临床决策中的应用

通常情况下,在临床上由于病人病情的复杂性,医生在处理病人时要承受一定的风险,此时医生所做出的决策就是风险性型决策。风险型决策之所以有风险,是因为决策所依据的主要参数中,存在不确定性（即概率性）的参数,如果这些参数发生一点变化,或估计时不够准确,有一点出入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这时决策方案还如以前一样稳定吗？因此,应该对决策方案的稳定性进行分析和估计。这时所作的分析和估计就是灵敏度分析。     

行政人道德风险的经济分析

行政人是“经济人”的特殊形式,其“经济人”的本质属性及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失衡是行政人道德风险产生的内在动因。要避免行政人道德风险的产生,就必须建构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起点,以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均衡相等、内控与外控相结合的防范机制。     

DDH患儿术后再脱位原因分析

发育性髋关节脱位(developmental dislocation of the hip,DDH)是城市患儿低发疾病,随着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均能做到早期治疗,极少遗留残疾,本组收集自1985年至今共手术治疗的DDH术后再脱位患儿6例,临床疗效参照Mckay评级法均不理想,围绕年龄、术前病理改变、术式选择及手术术式解决的病理改变等几方面进行剖析,找出再脱位原因,吸取教训,提高治愈率。     

冯友兰"新理学"的理性精神及其价值缺失

冯友兰的“新理学”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理性特征。一方面,他借助于逻辑分析的理性思维方法,创建了“新理学”的形上学体系;另一方面,虽然冯友兰以理性来定义人的本质,但是由于他仅仅强调其中作为思维分析方法的逻辑理性,而完全忽略了价值层面上的理性的批判向度以及与理性密不可分的人的自由本质,以至于从根本上严重制约了“新理学”对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变革。     

弗洛伊德宗教观的启蒙价值（三）

无论是将宗教视为一种人类精神的“返童症”还是将上帝视为人类“夸张的父亲”,弗洛伊德都没有为宗教或有神论本身的存在提供科学依据,他的工作是从心理分析方面解释宗教的起源和上帝观念的形成,其结果自然是证明了宗教的非理性特征。既然其起源和本质都是非理性的,当然未来人类也不会以理性的方式去维护宗教,他确信人类文明终究会鄙弃宗教。他的这个结论在本质上仍然属于19世纪就开始形成的“机械唯物主义评判传统”,所以,我们仍然将他视为当代无神论的启蒙主义者。同样,弗洛伊德自己也十分清楚自己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人类启蒙思想中的意义,…     

物体的空间关系对语义相关判断的影响

采取快速语义判断任务探讨物体空间关系对语义相关判断的影响。实验1考察词对呈现方式与其指称物空间次序经验的关系对语义相关判断的影响。结果表明,词对呈现位置与其指称物的一般空间次序经验一致时语义判断快。实验2探讨词对呈现方式与其指称物构成方式的关系对语义相关判断的影响。结果表明,词对呈现方式与其指称物的构成方式一致时语义判断快。研究结果支持了知觉符号理论。     

优势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优势分析是近年来由Budescu等人新发展起来的一种确定多元回归方程中各预测变量相对重要性的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优势分析突出的特点是,全面比较了在由全模型所衍生出来的所有子模型情况下,各预测变量(X1,X…XP)在解释或预测标准变量у时,它们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本文从基本原理以及具体操作过程对这一新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     

运用MDS对明清晋商组织管理结构的分析

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整理法和多维尺度分析法,对明清晋商组织管理的结构进行了研究。在对91名被试的有序分类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处理后发现,Stress=0.13481＜0.20,DAF=0.86519＞0.60,表明模型拟合良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明清晋商组织管理的结构可分为5个维度：（1）形式多样的激励手段;（2）开明的用人制度;（3）客观严格的选拔理念;（4）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战略措施;（5）严格规范的制度与考核管理。同时,将本研究与同类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接纳承诺疗法的作用机制——基于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被认为是行为治疗“第三浪潮”的重要代表。本研究使用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考察ACT的作用机制。通过数据库检索与筛选, 最终纳入文献50篇。结果发现: ACT所假设的心理灵活性、接纳、此时此刻、价值的中介作用都达到统计显著, 认知解离这一中介变量并不显著; 中介机制在网络化干预中仍然得到检验; 相较之传统CBT, ACT在所假设的机制上有其区别于CBT的优势。后续临床研究应更全面地测量6大核心机制, 关注对美好生活提升的影响, 采用多点瞬时评价法, 并尽可能使用更高级、更先进的统计方法检验其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