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人、盛览与西汉时期的儒学南渐

西汉时期舍人注《尔雅》,盛览从司马相如学赋,均为地方人物崛起于西南的标志,也是儒学南渐今黔滇两省的象征,不可不视为最重要的学术文化事件,故引起清季学者的广泛关注。重新梳理各种原始资料,详考其事迹影响,打通古今观照的视域,整合各种差异性的评说,可知中原与西南地区长期文化交往不断,边地儒学亦为华夏学术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学大众化的典范——以阳明学在徽州的传播为中心

新发现的民国安徽通志馆传抄本《新安理学先觉会言》表明,明中后期,阳明学在徽州十分活跃,而这一切都归功于阳明高足的传播活动。邹守益、王畿等阳明高足,通过徽州的学术讲坛并深入徽州乡村大族等方式,把阳明心学之风吹到了徽州地区,进而影响了徽州人的思想,实现了阳明学在徽州的大众化,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阳明学在徽州的传播实践为我们今天实现儒学大众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论蒙文通的儒学观

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以儒学为"中国文化之根柢",认为儒学从根本上说是唯物的,孔、孟之说与唯物论实不相悖,并积极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工作。在儒、道、释三教关系上,认为各有宗旨而主会通。就儒、道而言,认为儒学与北方道家同源于仁义,儒家之克己复礼与南方道家心斋坐忘之学异曲同工,二程之学实出于陈抟。就儒、禅而言,两者虽截然不同——儒学为性学,重工夫,主有善有恶;禅宗为心宗,只见心体,主无善无恶,但皆主理事不二,儒可通禅并可摄禅。蒙先生的儒学观于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仍有重要意义。     

道德自我如何挺立——以东亚儒学“克己”纷争为鉴

东亚儒学有关"克己"的诠释纷争,表面看来是尊"朱"与反"朱"势力的角逐,实质蕴涵着不同的自我观。"克"—"己"之间存在一种表里结构:训"克"为"能"者,视自我为(全)善,因而只需逆觉体证、发挥本心,突出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此解以杨简为代表;训"克"为"胜"者,察觉自我有恶,故当依循天理、尊崇道心,侧重揭橥规范的塑造意义,此解以朱熹为宗主。两类训释的核心分歧在于:挺立道德自我所采取的路径有所不同;至于清代毛奇龄、颜元等人,拥立马融以驳斥朱熹,虽在思想史上有其特定的意义,但未能深入义理层面,辨识"朱注"对"马注"的转进之功。     

明代甘泉后学的主要类型与多元流变的特点

明代甘泉后学可划分为五种类型：以洪垣、庞嵩为代表的甘泉学之正传;以唐枢、蒋信为代表的折衷派;以何迁、吕怀为代表的“得甘泉学之一隅”者;以唐伯元、杨时乔为代表的偏向于程朱理学者;以王道为代表的湛门另类人物。甘泉后学的多元开展不但为岭南心学注入了活力,也推动了整个中晚明时期儒学的发展。不过,这种情形使得甘泉学的发展脉络愈来愈模糊,到了湛门三传弟子那里,已难觅甘泉学的踪迹了,同时也增加了后世学者界定甘泉后学学派属性的难度。     

利玛窦《天主实义》对于宗教中国化的启示

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既需要结合时代的需要、文化传统的阐释,也需要对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的坚守,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在这方面可以被看作一个成功的范例。他用中国古籍中的"上帝"翻译天主教的"Deus",但是坚持上帝的唯一性;用儒家的"仁"解释天主教的"爱",但是提倡上帝的"博爱";政治上认同"三纲五常",但是又强调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对儒家祭祖、祭孔进行世俗性解释,避免了与本土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利玛窦的方法对于我们在当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巴蜀易学源流考

巴蜀易学素有渊源,两汉为滥觞期,六朝为续传期.唐代为总结期,两宋为高峰期,元明以下则为流衍期.自两汉迄清末,历代巴蜀易学著作约有180余种;数量虽然不多,然特征却很鲜明,流派众多,“四道”毕备,其“尚辞”者则有苏轼之《苏氏易传》,“尚象”“尚变”者则有李鼎柞之《集解》、来知德之《集注》,其“尚占”者则如汉严遵,而尤以卜筮易、道家易源远流长.至于《易》《老》兼治者,则有严遵、扬雄;发明图书易者,则如陈抟、胡世安;其以佛陀解《易》者,则有苏轼、龙昌期.至于仿圣拟经,由扬雄开其先(撰《太玄》),而王长文(攫《通玄经》)、卫元嵩(《元苞》)诸人继其事,成为巴蜀易学之一大特色.后之治《易》《玄》,谈《图》《书》者,皆以蜀学发其轫.刘成炘曰:“易学在蜀(伊川语),如诗之有唐矣.”(《蜀学论》)信然.     

本刊稿约

<正>一、《孔子研究》是国际性中文学术期刊,园地公开,凡有关孔子、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专题研究之作及学术动态和书评,均所欢迎。